终南山似乎成了中国第一大隐居之地，这其实是一个谬误。相关专家罗列了中国古代最受隐士欢迎的20大名山，排在前两名的是庐山与嵩山，终南山虽然榜上有名，仅位列13。

隐士为何要隐于山？士是有学问、能任事、有做官资格的人。其一生的要义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当天下无道、无法弘道时，士又该如何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时又该隐向何处？孔子淡淡的说了一句：“仁者乐山。”

有趣的是，隐士本来是为隐而隐，但其实有时候，有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山林去隐居，会影响一生的运数。

据《新唐书》等所载，进士卢藏用原本没有官职，眼见仕途无望，便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结果竟迅速在达官贵人圈中打响名声，甚至引起帝王重视，很快被当作高人礼聘出山，入朝为官。后来另一位士人司马承祯想退隐浙江天台山时，卢藏用指着终南山道：“这里大有妙处，何必到天台去隐居呢！”司马承祯答：“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捷径啊！”一语道破终南山的妙处。

天台山清静深邃，本是隐逸佳地，而在卢藏用看来，却远没有终南山吸引人。其中缘故，正是司马承祯所说的“捷径”二字。终南山在长安附近，距政治中心只有一步之遥，既可坐看云起，又可眼观魏阙。更重要的是，终南山就像一个大秀场，上面的一举一动，都能被一旁的统治者看到。所以，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士子，这里就成了展示自我的最佳舞台。

不过，天下人才众多，仅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就浩浩荡荡，难以尽数。皇帝为何还有闲情逸致，去关注山中的“表演”呢？这就是隐士的魅力所在了。

在中国人心目中，高蹈不仕之人，乃清高之人，睿智之人，其无论是品德还是才华，都往往超出一般人。因此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博大胸怀，爱才之心，不仅通过常规手段网罗人才，而且喜欢上山入林，搜求隐士。

皇帝虽有遍访名山隐士的雄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千里眼，目力所及之地主要还是国都附近。终南山、中条山、太华山，毗邻隋唐古都长安，仕途不顺的士子到了这些山中，能迅速在达官贵人圈中获得名声，大大提高了入仕几率。而在北宋时期，嵩山临近西京洛阳，距东京开封也不远，是北宋京畿地区唯一的大山，又取代终南山，成为众多士大夫官员心目中理想的退隐之地。

这些仕宦捷径、名利之场，在隐居史上的名声并不太佳。但反过来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隐士名山，很大原因也在于此。

嵩山距离政治中心很近，而且是五岳里的中岳，自黄帝至清代，历代帝王常大驾光临，巡幸及祭祷此山。一些皇帝甚至选此地为长眠之所，仅北宋一朝，太祖之父、太祖、太宗、仁宗、真宗等等，均下葬于嵩山。这样一来，人为痕迹过于浓重，自然风物也遭破坏，并非隐居佳所。但在隐士名山中，嵩山的隐士人数和影响力仅次于庐山，这不仅仅是假隐士的功劳，也有一些身份特殊的隐士在起作用，比如皇室宗亲武攸绪。

武攸绪是武则天之兄武惟良的儿子。据《新唐书》记载，这位并州男子自小恬淡寡欲，喜好《周易》及庄周之书。待到他的姑姑武则天掌权后，武攸绪也和其他武家人一样，成了升天的“鸡犬”，被封为安平郡王，并历任殿中监、鸿胪少卿、千牛卫将军等要职。

公元696年腊月，武则天改元“万岁登封”，封禅嵩山。武攸绪随着封禅队伍来到嵩山。封禅大典隆重而庄严，彰显着皇家的赫赫威仪。而这位正当壮年的皇室男子，却生出无穷无尽的厌倦感与无力感。史载，在封禅嵩山不久后，武攸绪即向武则天递交辞呈，决心归隐嵩山。或许嵩山的假隐士太多，武则天很是怀疑，便佯装同意。

这一年，武攸绪隐居嵩山，时年41岁。尾随在他身后的，是则天皇帝派来的密探。密探发现，这位王爷已在岩石下建起房子，就好像是一位隐居已久的人。武则天又派出武攸宣去鼓动他的弟弟出山，结果被一口回绝，武则天这才对武攸绪刮目相看。

武攸绪隐居嵩山，一住20余年，似乎避开了一切政治纷争，但唐中宗的复位，却打破了宁静。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唐中宗复位，武攸绪被降封为巢国公。但中宗对这位隐士亲戚十分仰慕，遂派人去召见他。待到安乐公主出嫁时，又再度宣召武攸绪入朝。中宗欲按帝王问道之礼，让武攸绪着隐士服参见，既不用称呼自己的姓名，也不必行跪拜之礼。不想武攸绪到达后，脱下隐士服，换上冠带，小步快走，站立于群臣之中，行再拜之礼后退去。由此可见，武攸绪虽身处山林，但对政治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

武攸结也极懂得把握分寸，当朝廷对他诸多赏赐时，他坚辞不受；而亲贵大臣前来拜访时，除了与他们问寒问暖外，他一句话也不多说。最后，他又苦苦哀求回到了嵩山。自此以后的政治纷乱，都未能牵连到他。在武家人后来被血洗的政治风潮中，武攸绪竟得以全身而退，寿终而卒。

而北宋时期，嵩山吸引众多退隐或退休高官到此隐居，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

隐士在山中传道授业，在二十四史的记载里比比皆是。从散布中国南北的书院遗址来看，在讲学授徒方面，隐士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偏好。或者说，讲学授徒，是各山隐士的主要事业。但若要从中选出一座最受隐士欢迎的文化名山，就非庐山莫属了。

在相关专家的研究中，庐山被排在隐士之山的首位。庐山能成为第一隐士名山，除了自身素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利。庐山地处江西九江南部，无论何朝何代，与政治中心相距均不算近。在魏晋以前，这里甚至是虎豹纵横的蛮荒之地，其后中国南方得到开发，九江成为南朝重镇，庐山方才人气大涨，吸引了文人骚客、隐士高人前来探寻。

待到大唐，一对到庐山读书的兄弟，又为这里的文化事业再创新纪元。据《白鹿洞志》记载，大唐贞元（785年—805年）年间，少年李渤与哥哥李涉到庐山隐居读书，隐居之地选择在五老峰南的一处地方，跟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一头白鹿，被尊称为白鹿先生。

传说，白鹿先生原本是一只神鹿。李氏兄弟在此读书时，如果需要买文具或者其他东西，只需把袋子挂在鹿角上，往里面放上字条和所需的钱，白鹿就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把主人所需之物全部买回来。后来，李渤功成名就，出山为宦，而白鹿也功德圆满，插翅升天而去。

李渤做荆州刺史时，曾多次重游庐山。对于自己隐居过的白鹿洞，十分怀念，遂命人在此起亭台楼榭，植佳木名花，白鹿洞因此名声大噪。

白鹿洞于五代两宋之际转型为书院。而南宋时期，它更是获得理学家朱熹的重视，被大力整顿和重建，一举成为名动天下的大书院。

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载，有一位五代隐士黄励，本是南汉国的祯州刺史，但生逢乱世，厌倦政治，遂弃官隐居于罗浮山（今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境内）。到了罗浮后，黄励在水帘洞旁建一书院，读书传道，是典型的文人做派。

然而，居住既久，黄励听到罗浮山神仙黄野人的事迹，心生羡慕之情，遂脱下儒袍，“时时服黄衣，系阜绦，腰悬玉瓢”，完全成了道士模样。

黄野人相传为东晋道教学家葛洪的弟子。葛洪仙去后，黄野人得到师父遗丹，修炼成地行仙，居罗浮山，与人相遇时，即更换外形。

黄励变装后，模仿偶像黄野人，行医度人，救厄济困，很快赢得当地人的好感，名声不胫而走。久而久之，人们竟把他与黄野人混为一谈。而当文人黄励成为黄野人的化身之一后，黄野人的形象也变得文采飞扬起来，成了一名有文士风范的神仙。

罗浮山乃传说中的仙山。中国的神话中，有大大小小的神山仙境，而以西方昆仑山与东方海上三神山最著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找到具体山岳与这些神山相匹配，罗浮却是个例外。这座僻处南粤的大山，由罗山和浮山两部分组成。关于浮山，传说它本不在此地，而是蓬莱神山的一峰，一夕忽然崩裂，由一头巨鳌载其浮海来到南粤，最终与罗山合为一体，是为罗浮山。

不过，道家之洞天，不一定是隐士的福地。尤其在崇尚“终南捷径”的唐代，罗浮山的隐士并不多。对于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来说，它比庐山还要偏远得多，无法引起帝王注意，也不利于文人聚徒讲学。然而，对于醉心黄老之术的隐士，罗浮山却是不二选择。

不仅罗浮山，天台山、青城山、王屋山等佛道名山，均是隐士云集之所。它们的神秘飘渺，为隐士名山增添了又一种色彩。在这里，隐士不再为庙堂忧心，也不再忙于传道授业。他们终于与人世完全决裂，走向最洒脱的自然，也走进最玄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