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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松坡区，有一片空地，空地上矗立着一块石碑。碑之正面，铭满了满、蒙双语之正文译文；碑之背面，则铭刻着汉字的正文，碑额则镌刻着“大清皇帝功德碑”几个字。

此碑的经历颇为多灾多难。数次被人为推倒，掩埋在地下，又屡屡被洪水冲泻而出，依天意面世。搞得韩国人对此“国耻碑”，是既愤怒又纠结，就在碑面上乱涂乱写以泄愤。

为什么韩国人会对这块石碑，有着“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并屡屡推埋之？可惜，天不遂韩国人之愿。石碑被次次深埋，又屡屡被洪水冲泻而出、破土面世，令韩国人无可奈何。

其个中原由，要从满清的第一个皇帝皇太极说起。

1627年，大金汗皇太极宣布改汗为帝，改国号为“大清”（原大金），改元为崇德（原天聪），改族为满洲族（原女真），简称满族。

满清12帝13朝（其中首帝努尔哈赤，为满清次帝皇太极所追晋，按实际履职状况，只能算大汗），皇太极一人独占天聪、崇德两朝。是个汗、帝交融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大金经石破天惊的“四大改”后（改帝、改元、改国、改族），充分凸显了皇太极战略格局的不同凡响。

虽然立国之初，满洲族仅厕身东北区区一隅，能否打败大明，只能说看见点星星之火，而定鼎中原、御及八方，目前还只是画在皇太极宏大的梦境里。

显然，以努尔哈赤拼出来的后金奴隶制的底子，欲抗衡日薄西山的农耕制的大明帝国，说实话，是悬而又悬、机会渺茫。但以满骑来去如风地迅疾，打家劫舍、抓一把就跑，还是蛮胜任的。

不过，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不同。两人的不同点，在于其虽在军事能力上稍逊乃父；但在政治筹略的格局方面，却远超努酋许多。

不信，看看皇太极继位后的一系列动作。

天聪元年一月（1627），金汗皇太极刚刚继位几个月（在他爹死后马上即位，宣诏次年为天聪元年），憋的第一个大招，就是闪击朝鲜（现朝、韩整个半岛范围）。

其实，这个时候就打朝鲜，风险很大。

一，先说后金的外部环境。

其父努酋未等统一女真全域，便在天命三年之时，以“七大恨”为由，着急忙慌地反起了宗主国大明。

之后虽有气贯长虹之萨尔浒一胜，亦有迎面受挫之宁远一败。宁远与袁崇焕对阵之败，就是奴隶制公社后劲不足的明证。至努酋炮伤驾崩之时，才勉强统一了辽东。

其时的态势，真的不算太好。蒙古和朝鲜两个大明之属国，用胳膊将女真左右一夹。大明踞于南方，抡棍子由下往上一撩击，后金这塑料体格，能受得住么？

并且，努酋又因四处掠夺、东征西讨，而致政治处境相当的孤立。一旦战败，除了往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跑路，估计也只有涉险下海，投降倭寇一途了。

其实，大明一直信奉“礼治四夷”，从没真得向藩国，打出恶毒地撩阴一击，否则，早就没有日后的满清三百年了。

不过，向来待外族甚为苛酷的努酋，难得的对卧榻之侧的蒙古，实行了抚蒙固边的政策。以“编旗、联姻、赈济”等怀柔手段，算是暂时让蒙族居中观望、不以其为敌。

这下让努酋做对了，省却了他儿子不少的麻烦。

问题在于朝鲜，朝鲜服膺大明的管束，比较驯良可靠。国内又推行中华儒家文化，以“大明历”为朝鲜计年，尊明为父。

“万历三大征”的朝鲜之役，大明一举击败了日本，挽救了朝鲜。此举既巩固大明王朝在东亚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又让朝鲜无可救药地傍上了大明。

同时也让后人看到，努酋如此早早地反明，是多么的缺乏地缘政治眼光。

没办法了，老子约好了炮，自己已跑到了天国，那么，儿子含泪也要再打下去。常言道，柿子拣软的捏。蒙古一旦居中，欲谋中华，必先伐朝鲜。

然而，大明的天启皇帝是一个木工，又不是一根木桩。他会站在那儿，看着后金断其臂膀，而置之不理吗？前几年来来往往的拉锯，后金不是在边境，占不了多大的便宜么。

被天启帝错贬了的守辽能臣熊廷弼，不出几个月，便尊旨重回岗位，何况还预埋下毛文龙驻守皮岛，以牵制后金之子。

不巧的是，此年天启帝重病驾崩，阉党魏忠贤趁机干掉了熊廷弼，换上应对无措的王化贞，辽东一时顿陷危局。

二，再说后金内部环境。

由于后金实行的是”三大贝勒按月轮值坐政”的奴隶社会制度，导致皇太极权力分散，掣肘颇多。这汗位说白了，也就是股份多点的股东，完全与中央集权制皇帝的唯我独尊，不可同日而语。

权力的分散，不仅意味着汗王没有太多的主控话事权。而且，这话事权，什么时候说没了，也可能就真会没了。

权力，男人的春药，女人的依靠。贝勒们对汗位的虎视眈眈，汗位遂成众矢之的。

此时，基于内权未固、外援无着的状况，后金却选择鲁莽地突袭朝鲜。皇太极的初次试水，水平确实也不咋嘀。

皇太极虽然出错了招，运气却是好极了。

三，丁卯之役及战后地缘政治的影响。

朝鲜无力，不足为虑。但天启一走，崇祯继位，忙于治内，也无暇北顾。辽东前线，前期王化贞的应对无措，后期袁崇焕的偏于固守辽边，加上毛化龙的掩败为功。种种因素，让大明变得危机四伏。

如此一来，命运女神把从皇太极处，拿走的运气，又重新放回到皇太极的甲胄之中。

局势开始峰回路转、一马平川了。1627年，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郎、阿济格、杜度、岳托等贝勒统兵3万袭朝。

战争之胜败，实际上不是在比谁的高招出得多，而在比谁的昏招出得少。

显然，皇太极出错少了点，侥幸在战术上取胜。最终得以与朝鲜立坛盟誓（史称江都之盟），结金兰之交，订立《江都和约》。

逼朝鲜与大明绝交，从此岁贡后金（此战前，是女真向大明、朝鲜岁币进贡）。并要求朝鲜废除大明“天启年号”，改用皇太极的“天聪”年号。

谈判良久，朝鲜政府就是死活不肯废弃大明年号，最后，双方妥协，朝鲜不用任何年号，只用天干纪年。

此战，大明史称“丁卯之役”，朝鲜史称“丁卯胡乱”。

后金掠夺回大量的粮食、牲畜和俘虏。给经济低迷的后金，补了一大截的血，结局看上去确实很美。

其实看朝鲜在史书中，称后金为“胡”、“夷狄”、“犬羊之辈”，便对此时的朝鲜，产生了一种我傍上“天朝上国”，自誉“小中华”，决不会跟后金跑的感觉。

果不其然，后金如今的实力，即便是胜朝甚易，朝鲜还是照样看不起后金，这边刚被按着跪拜金兰，那边就飞书大明哥诉苦了。

朝鲜不仅向大明朝廷禀报了被“夷狄”、“胡乱”所迫，盟誓订约之事，还改用海路，继续向大明进贡为臣。大明回以谅解并褒奖朝鲜的“君臣大义”。

然后，朝鲜开始对后金耍赖了。岁贡常不足所定之十分之一，拒献金银、牛角，藏匿后金逃人，常罢互市交易，加固边境12城之城防。

而且在当初订约之时，其它都敷衍答应，就是死活不答应与大明断交，阿敏不得不退了一步，不再强求朝与明绝。

再说，后金因为奴隶制的关系，在国力上，仅军力较为犀利凶悍外，其它如内政、外交等国本等方面，还是一塌糊涂。

朝鲜身为久于师习大明农耕制的属国，自然看得出来，后金这“锦绣其外、败絮其中”底子的毛病。

皇太极这一战，虽在战术上侥幸取胜，却难掩其在战略上的失意。因为朝与明绝交未达成，小弟也没收成，小弟还常常少上贡，耍小性子罢市。

四，皇太极在“丁卯之役”后的改革。

反思后，皇太极开始学聪明了，一切都忍了。他深知国力的强弱，来源于制度的优劣、及民力、经济的强大，而非一味穷兵黩武的一蹴而就。

皇太极遂师习大明政制，改革后金相关制度，向大明的中央集权制靠拢。

1.改革与“三贝勒同坐政”的分权制度，一人独权，令行禁止。

2.一改努酋之以“八旗为本”的落后制度，逐步向封建官僚制度转化。

3.大力推行“汉文化”进入女真族，设立吏、户、刑、工六部管理后金，任用汉官，开科纳士。

4.约束女真人及其贵族的权力，提高汉、蒙各族人民的权利。

5.在经济上，一举废除了努尔哈赤的“抗拒者杀、俘虏者奴”的奴隶制政策。大量变“汉奴”为民户。体恤百姓，使其“专勤南亩、以重农本”，农业的地位，被大幅度地提升，一改游牧民族一贯无根飘萍似的抢劫生活。

“民定则国安，民流则国浮”，诚如斯言。“游商”变成了“坐商”，这一剑，皇太极在辽东整整磨了九年。

待到攻下了察哈尔，收复了蒙古最后一块硬骨头林单汗之子额哲。额哲为投名而上献传国玉玺。接玺后，皇太极遂图谋称帝。

遣使知会于朝鲜，使者却被朝鲜所扣。后来勉强过来祝贺的朝使，却拘于中华正统礼仪，以只跪皇明，拒拜胡虏为由，拒绝跪贺皇太极称帝。

五，“丙子之役”，二次击朝。

于是，表面上怒不可遏、内心早谋定而动的皇太极，命令清军二次击朝，史称的“丙子之役”的战争开始了。

战前的态势是这样的，崇祯朝受制于东林党的党争，加上历年赤地千里的大旱，农业的根基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李闯义军又在中原牵制大量的军力资源，大明的国力正逐步走向衰弱。

蒙古已从居中壁观，变成了大清的协从国。毛文龙早已被袁崇焕所斩，颇受争议的袁崇焕，又被崇祯帝所凌迟。

这个王朝，已经到了椽烂梁朽、屋颓院败的境地了。此时的朝鲜，若烂熟的桃子，不摘，自己也会循风而落。

1636年，早非吴下阿蒙的皇太极亲率12万的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舍坚城不攻，用后来美军在太平洋上用的“”蛙跳战法”，一路长驱直入，仅用12天，大清兵锋抵至朝鲜京城。

随后，依次击败从朝鲜各地，赶赴京城勤王的朝鲜军队。朝鲜仁祖在南汉山城避难不过，向清朝投降。从此愿与大明绝交，去作清朝的小弟。

次年，皇太极要求朝鲜树立一座功德碑，以颂扬大清皇帝的功绩。在清朝的压力下，朝鲜仁祖被迫同意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并于1639年，矗立于当年皇太极受降的三田渡地区。

至此，由韩国该碑所带出来的背景资料、来龙去脉，全部介绍完毕。

六，当今韩国以碑为耻的缘由，及对后世的昭示。

那么近代的韩国人，为什么异于十七世纪的朝鲜人，对此碑深感屈辱，决意埋碑，不让其面世呢？

大清入主正统已三百多年。按说朝鲜不会那么迂腐，一直视之为“胡虏”吧？这倒不会。

但到了清末，清朝国力下降，被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狠揍了一顿，算是报了当初在“万历三大征”朝鲜之役中，被大明狠揍之仇。

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朝鲜与清朝绝交，脱离主藩的关系，就此别过。自此，朝鲜傍上了日本，同时，其国内的民族主义也抬头了。

此后开化党人掌权，开始“亲日驱清”的运动，并进行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样板的近代化改革。

与之相配的，开化党人（又称日本党）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的驱清行动。包括拆毁了迎恩门，推倒，并掩埋了三田渡的“大清皇帝功德碑”。

清朝政府此刻自顾不暇，对此也无可奈何。家里的东西都给赔光了，饭都吃不上，还在乎那个落在朝鲜的石碑。皇家的脸面说不要，就不要了。

实力是尊严的底片，没有底片，自然冲洗不出光艳动人的照片。

而朝鲜自然不管统治中华的，是大明、还是大清，反正他们都是代表中华（外邦与我国民众不同，我民众常有明粉、清粉之别，清黑又特别多，满清统治中原，都三百多年了，还有一些人不承认满清王朝的正统性）。

只要大哥没实力，就不是我大哥。其实，日本何尝不是当初中华的藩篱国。英雄不问出处，各国只认实力。

再说些题外话。环顾中国的四周，当中国实力强盛之时，中华文化无不被周边各国奉为圭臬。而当实力衰弱时，又闻一阵稀里哗啦的洗牌声。

此刻，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国，保住亚洲领袖地位的保底价或底牌（不太恰当的比方哈）。

各家小弟互相开打也好，直接攻打我们也好，目的都是想取我“领袖地位”，而代领东亚。从来不会有日本打朝鲜，是为了取代朝鲜的国际地位。打朝鲜，也是瞄着中华的领袖之位打得，边打、边觊觎着领袖之位，东南亚的小国、小邦也一样。

这就说明中华文化，才是真正的领袖实力，至少在东亚地区是这样。在此点赞永乐大帝五分钟，格局宏大，穿越古今。

派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中华文化远至非洲。可惜不长久，若是各洲也都靠近我们，传播起来方便，就没美国什么事了，科技厉害，只是方便了人类，文化厉害，却能让人类皈依中华。

五千年下来，中华文化对周边的渗透力，是极为可怕和润物无声的。她让周边的外国人因为此生不是中国人，而从骨子里感到自卑。

这种自卑，会因我国力的衰弱，或对方民族主义地抬头，以“自傲”的形式出现。比如韩国的某些申遗抢注，日本说某些中华文化项目，在他们那里，才是正统的诸如此类话语。

说来说去，就是暗地里怨自己，此生不是中国人，弄个中华文化的招牌，还得靠手速去抢注，累死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