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4日报道 今年5月16日，旅美大熊猫“白云”搭乘航班回到了阔别23年的家乡四川，大熊猫“小礼物”也跟随妈妈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白云”1991年9月出生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996年9月，“白云”前往美国圣迭戈动物园。“小礼物”2012年7月出生在美国，为“白云”的第6只幼仔。这对大熊猫母子返回故乡，是因为与圣迭戈动物园的保护租借协议到期。

圣迭戈动物园从今年4月初起，举办了三周的送别会。外媒报道称，有上千名美国访客前去与大熊猫道别。圣迭戈动物园发表声明，对深受喜爱的大熊猫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对中国致以衷心感谢，同时表示该园今后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大熊猫物种。

这依依惜别的一幕在今天看来，并不罕见——但凡全球各地租借的大熊猫到期要返回中国时，都会出现类似的一幕，这似乎已经成了大熊猫这种世界级“萌宠”的标准礼遇。

不过，如果不是看了亨利·尼科尔斯写的《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我真的以为西方人对来自中国的大熊猫的温情脉脉是“理所当然”的，更不会想到在90年前，西方人曾经拿着猎枪到处寻找这种珍奇的动物，甚至对着她（他）们扣动扳机。

这是2019年5月16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青城山基地拍摄的大熊猫“小礼物”。（新华社）

没错，自从1869年西方人第一次目睹（有记载的）这种神奇动物至今，西方人对大熊猫的兴趣从未衰减，但是，尼科尔斯这本关于人与大熊猫互动历史的著作也揭示了西方人从大熊猫猎杀者到保护者的角色转变过程。

尼科尔斯在著作中还原了西方人猎杀大熊猫的历史：据说这场“竞赛”发生在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威尔逊的植物学家提出“谁可以成为第一个成功猎杀这种动物的人？”之后。在威尔逊之前，西方已经认识了这种动物，并且获得了大熊猫的标本——这里不得不提下阿尔芒·戴维这个人。这位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搜集中国珍稀物种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四川发现了熊猫的踪迹，并留下了西方关于这种珍稀动物的最早记录。戴维向当地猎人赏以重金，最终获得了大熊猫遗体并将其制成标本，将其运回西方并保存于巴黎自然博物馆。戴维1869年在四川的发现刺激了其他热衷于搜集中国珍稀物种的西方人，其中就包括威尔逊，他在前往中国寻找熊猫后撰写的游记中提出“这是中国西部最值得狩猎家去追寻的猎物”。

在威尔逊的挑动下，曾有不少西方人试图成为名副其实的“熊猫狩猎者”，但都由于各种原因无功而返，直到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与克米特率领的“菲尔德博物馆华南远征队”抵达四川。1929年4月13日，这对兄弟猎杀到了第一只大熊猫，并将这段经历写进之后出版的游记中：

“它慢慢地往竹林走去时，摇摇晃晃地，看起来昏昏欲睡”，

就是这只可怜的熊猫，成了罗斯福兄弟的枪下之鬼。

“我们同时对着逐渐消失的熊猫身影开了枪”，它急忙逃走，但在雪地中留下了一串血迹，

兄弟俩循着这道痕迹，最后发现了这只大熊猫，“两发同时命中”。

《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一书封面（资料图片）

1930年，这只不幸的大熊猫作为标本在美国菲尔德博物馆展出后，拥有名人光环的罗斯福兄弟的狩猎熊猫的故事一度“十分风行”，也进一步刺激了此类冒险行为。此后还不断有西方的“熊猫狩猎者”前来，比如“塞奇华西远征队”。据记载，他们不仅猎杀熊猫，甚至还“举行了宴会，大啖熊猫肉”。

说实话，作为一位中国读者，看到这一细节，我承认身体产生严重不适。（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时也存在当地人射杀大熊猫的现象，但是就连尼科尔斯都承认，那是因为熊猫游荡到他们的村子，偷吃他们的作物。也有一些当地人是被西方人唆使。）

作者在分析西方人一度热衷猎杀大熊猫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动力还是为了彰显男子气概。换言之，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大熊猫是与野牛一样的猛兽（实在不知道西方狩猎者是怎么把这么温存的动物和野牛画等号的），猎杀大熊猫与猎杀野牛一样，可以扬扬自夸。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熊猫狩猎者”获得成功，关于这场狩猎狂欢在西方社会的热度也开始消退，此时，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得到大熊猫标本，而是活生生的大熊猫。一些西方人开始想方设法将活体大熊猫运回老家。一场关于熊猫的新的竞赛开始了。众所周知，最后拔得头筹的是一位名叫哈克尼斯的女士，关于她的传奇经历在书中也有涉及。

（不理解西方人当年这种看别人家东西好就往自己家里搬运的嗜好……）

当然，西方人通过合法途径把大熊猫请到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不过，活体熊猫在西方展现出的巨大观赏和研究价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西方人从熊猫狩猎者到保护者的角色转变。

作为中国读者，可能至今也无法理解甚至原谅这种曾经的野蛮行为，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西方人为什么当时可以在中国对大熊猫为所欲为？

在尼科尔斯的书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由于清廷不断地对外国强权退让，欧洲面孔在中国越来越常见……”

“当列强将清廷推向全面崩溃之际，西方探险家则持续采集着中国野外的奇珍异宝”。

“如此多的西方人可以在中国境内为所欲为地干尽殖民主义的勾当，这就表示继清朝瓦解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其实无力伸张其主权。”

其实，看看同时代其他中国国宝的遭遇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大熊猫的命运了。

就拿莫高窟藏经洞的遭遇来说吧：1900年6月22日，举世闻名的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禄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４世纪至１１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后因遭到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5月16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青城山基地拍摄的大熊猫“白云”。 当日，旅美大熊猫“白云”“小礼物”回到位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青城山基地。 （新华社）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熊猫不是可以移动的生物，以及分布较为分散和隐蔽，而是集中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估计和非洲渡渡鸟的命运差不多）……

然而，与其他国宝的起伏相似，随着“中国挣脱殖民压榨的羁绊，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装，崛起成为今日令人生畏的强大国家”，大熊猫的命运终于真正掌握在他所属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手中。

“在1949年10月1日的典礼上，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方对熊猫的剥削就此结束。”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熊猫的命运我们并不陌生：

1957到1982年，这一时期大熊猫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被赠送给友好国家。

1982年以后，出于对濒危动物的保护需要，我国不再向国外赠送大熊猫，但大熊猫的出国之路并没有因此中断。1984年，我国提出大熊猫租借方案，从前想得到大熊猫的国家可以采用短期借展的方式，请大熊猫到当地的动物园进行巡展。当时，租借对象多是有过大熊猫饲养经验的国家。

1994年至今，为解决大熊猫出国带来的种种问题，更好地保护大熊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国际动物保护机构达成协议，中国可以将一对健康、有繁殖能力的大熊猫送至其他国家进行为期10年的合作研究，其间繁殖的后代归中方所有。若大熊猫意外死亡，其遗体也归中方所有。

由此还衍生出“大熊猫外交”这个词汇。

尼科尔斯在后来接受采访谈对“中国大熊猫外交”的看法时曾说，随着中国将大熊猫外交提升至全新的高度，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大熊猫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比如，如果没有世界自然基金会（该机构最初标志的灵感来源就是根据中国大熊猫姬姬）的合作，四川卧龙建立“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设想也不会轻易实现。正是这一合作为拯救大熊猫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迁地保护，增加大熊猫种群数量，实施人工圈养繁育，人工野化培训提高圈养熊猫的野外生存技能，最终能让人工繁殖的大熊猫重归大自然。作为西方人，尼科尔斯在书中对此也多有着墨。

不过，我认为本书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相对客观呈现了西方人对于熊猫从猎奇到保护的态度转变，也让中国的年轻读者们（该书中文版被列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系列，正好是该系列的第100辑）意识到，我们的国宝今天在面向世界时赢得尊重之前，又经历了怎样漫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