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科普杂志与平民心态”一章中，用数页大量的篇幅，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由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和1898年3月由中外学者创办的《格致新报》共有的一个栏目：“互相问答”，即编者根据读者的问题，在这一栏目中给予科学知识的答复。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摘录几条如下：

家中水缸，因冻冰而破碎，何故？火柴头用何材料，划之能出火？无火灯为何物，以何法可制？金刚石划玻璃，其划虽深而不见碎屑散出，何故？登高山常觉头闷肤胀，何故？

《格致新报》“答问”摘录几条如下：

指南针为何有时所指稍偏？西人探险北极有何实益？雷电毙人，其理如何？西国如何使所造蜡烛洁白？询问小孔成像问题。

编者如传教士傅兰雅等，以三种形式给予读者答复，一，自己作答；二，摘录所掌握科技出版资料给予答复；三，请教请外国专业人员回信给予答案。持续三十多年的刊物，“答读者问”的问答可谓浩如烟海，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民间探求科学知识的迫切愿望。从问题提出者的地区分布来看，“19世纪70年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便捷，西学传播密度越高。”（同上书）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近代洋务运动，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权臣的倡导，只是整个社会所有群体与阶层的一份子，“那个时期在全国展开的、被今人称为‘洋务运动’的学习西方工商科技的运动，并不限于少数洋务大臣和实业巨子，而是吸引了很多普通人、有许许多多基层民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同上书）。

近代史学家为我们展示了那个社会的一幅科普知识性洋务群像图。但是，且不说偏离沿海的内地，即使在上海的另一种史料，却真实地否定了这种“社会运动”。史料记载，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出资在吴淞口建造的中国地面上的第一条“淞沪铁路”，尽管在开通之初引起了沿途居民的好奇、惊叹，“观者如堵”，但在一次轧死人的事件以后，清政府便用28.5万两银子收购了这条铁路，并用人力把它抛于大海（部分铁轨运到台湾，台湾成了中国第一个建造铁路的地方）。从七十年代开始的架设电杆电线的行为，更是遭致了关于破坏风水、骚扰震动祖宗安息地这些“士论”的反对。

两种历史现象对比，何以产生这种史料真实性的偏差？历史无声地告诉后人，探求未知世界这种人类共有的好奇性的“社会运动”是真实的；而起主导作用的权力扼制也是真实的，清政府的主导扼制，使“洋务运动”只成了如落后皇朝“政治”一般的官员游戏（有很多中外学者认为：“政治”是一个肮脏的东西）。这种偏离，使洋务运动在体制本质上成了官员的独脚戏。一个没有民众土壤的游戏，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1898年9月戊戌政变以后，迷离于社会各阶层、沉寂一时的“谈洋色变”，为这种权力的扼制，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脚：谁才是真正的科学愚昧者。

史料也记载，自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19世纪6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以后（江南制造局创办于1865年，附属翻译馆设立于1868年），翻译馆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及涉及国际消息的汇编，都会呈送总理衙门。如自1871年起，翻译馆将了解世界大事的《西国近事汇编》逐年寄送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每次数量12到20本不等；1874年翻译出版的《防海新论》（普鲁士军人希理哈撰写），呈送总理衙门50部；洋务、西学、兵事、机器、测绘、天文等书籍，每样呈送20部。按理，清廷对当时国外的发展情况不会不清楚。然而，据清末“正史”记载，清政府对外几乎没有反应，只记录有朝野对外排斥性的汹汹士论，即几乎持续三十年的“洋务之争”及李鸿章自叹的“举步维艰”。在这种“正史”记录中，吸纳与排斥的吵嚷声音（内因）淹没了清末社会对西学的真正了解（外因）。清廷对内的权力巨舰仍以强势不可扼制地朝着失败与灭亡的黑暗驶去。

清末一系列对外失败史告诉后人，在权力等级制的社会中，民众“智力开”而权力者“智力未开”，则形成瓶颈，在同一社会空间相互制约。民众的智力，开了也白开。当这种“智力未开”现象在同一社会空间相互制约，人性便显示出了其弱点，即舆论的大锤会砸向弱势一方民众头上，这便是20世纪初清末社会的舆论所指责的：中国“民智未开”；清廷更是厚脸皮地说：民智未开。假如说当时确有“民智未开”的很多现象，但这恰恰是笔者的观点：眼见的，并非是本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