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第一桥”不是浪得虚名

摘要：从万里桥到浣花溪一段锦江，自古即是成都人游乐休闲之地。万里桥，1905年。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代诗人张籍《成都曲》里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当年万里桥一带的繁华，更让万里桥穿越千年历史烟云，名满天下。这座位于成都市老南门的大桥，横跨锦江，势如饮虹，连城南通衢，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堪称“成都第一桥”。

万里桥的前世今生

据《华阳国志》所载，秦昭王年间（前256〜前251)，蜀守李冰于二江（郫江、检江）之上应天上七星建七桥，合称“七星桥”。万里桥列七星之首，得名长星桥（因桥下有一笃泉，亦名“笃泉桥”）。桥长10余丈，高3丈，宽1丈5尺，为七孔石板桥。三国时期，费祎出使东吴，蜀相诸葛亮饯行于此，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于后长星桥改名为万里桥，南北朝时梁李膺的《益州记》中即有“长星桥，今名万里桥”的记述。万里桥建成以后，不仅成为连接成都城南的重要陆路通道，更以锦江沿岸首个船舶码头而闻名于世，成为一方水陆辐辏之地。唐时万里桥码头己是成都通嘉州（今乐山）、经叙府（今宜宾）、下重庆、入长江通往江南的重要码头，其时，江渚桥头，舟船集泊，车马奔腾，奇货若山，商贾如云。宋代文豪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曾无比感慨地说：“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余在郡时，每出东都过此桥，为之慨然！”到宋代时，虽历经千年风雨，“桥之遗迹亦粗具”，俨然是当时成都的一处名胜古迹，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坐标之一。

范成大像

该桥建成至今，因久历风雨侵蚀，或遇战乱损毁，先后进行过多次维修、改造、重建。北宋乾德至开宝年间（963〜968)，曾任西川转运使和荆南剑南水陆发运使的沈义伦与后来的转运使赵开曾给万里桥修筑了排灌分水工程一一石鱼鲡水五道，并在桥上用木料修建桥廊，廊上盖瓦，成为廊桥。南宋赵汝愚任成都府侍郎时，见此桥因年久失修而显得古旧破败，宏伟壮丽之色已然无存，遂主持维修。元代，万里桥仍是成都交通要道和名胜。当时成都两河己基本定型，但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四川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载曰：成都有座廊桥，“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桥屋顶有鲜艳的五彩图画。“桥上有房屋不少”，各种“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桥上还有官方的“征税之所”，税金“每日不下精金千量”。对马可•波罗笔下的这座桥后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安顺桥，亦有学者考证认为应是万里桥。当时万里桥北岸有南市，西面有西市、锦市，该桥又是通向城内的南北必经之道，故来往客商和百姓众多。

明末清初张献忠乱川，成都遭到空前破坏，万里桥后来也崩塌。清康熙五年（1666)，四川巡抚张德地及其同僚率府县官吏捐俸重修万里桥。复建后的万里桥仍为廊桥，桥头有冀应熊手书“万里桥”石碑，廊桥上有“武侯饯费祎处”等额联。乾隆五十年（1785)四川总督李世杰又主持补修万里桥，将桥改为石拱桥，数年始完工。光绪十四年（1888)再次重修万里桥，“开桥”当日，由中过文状元的贵阳青岩人赵以炯和中过武状元的天津人童中和行“踩桥”仪式。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四川总督赵尔丰主持对万里桥进行改建，为七孔石拱桥，桥长20丈，桥宽3丈余，石板护栏，桥上设集市，中通车马行人。当时桥南桥头上，有一通大石碑，刻有赵尔丰书写的“万里桥”3个大字，颇为壮观。

民国二十八年（1939)，锦江下游建成新南门大桥，万里桥俗称为老南门大桥。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市对万里桥进行了维修和改造，加固桥基，加长引道，铺筑沥青路面，使古老的万里桥成为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桥上行车道宽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5米。但随着综合交通量的日益增大，桥上经常拥塞不畅。1988年市政交通部门利用该桥的桥墩，紧靠下游一侧加设4米宽的钢桁架木面人行附桥，分流行人和人力车。1995年，万里桥（老南门大桥）被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现代化跨度单孔水泥大桥。21世纪初，政府在这座大桥上加修了一座现代化的高架桥，形成了凌空飞跨、桥上叠桥的景观。

唐诗东词里的万里桥

汉唐以至，万里桥一直是进出成都的水陆咽喉要道，十分繁华。千百年来，名贤仕士常以此为折柳饯行之佳处，文人墨客于斯得吟咏抒怀之作，他们和万里桥悠久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更加增添了这座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这里深情吟咏过《万里桥》，杜甫曾在这里留下“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的诗句，女诗人薛涛在《和郭员外题万里桥》一诗中亦写道：“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细侯风韵兼前事，不止为舟也作霖”，陆游也写过《晓过万里桥》《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赠谭德称》等许多吟咏万里桥的诗篇，身在异乡的苏东坡更是把万里桥作为对故乡思念的依托：“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

薛涛

南宋水军的操练场

南宋时万里桥江面宽阔，曾被做为成都水军的训练之处。

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宋孝宗下旨：“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时年53岁的陆游观看了万里桥一带江上演练的情景后，挥毫写下气势豪迈的《万里桥江上习射》：

坡陇如涛东北倾，胡床看射及春晴。

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

天上欃枪端可落，草间狐兔不须惊。

丈夫未死谁能料，一笴他年下百城。

张献忠屠川的杀戮场

明末清初张献忠祸乱四川时，万里桥一带曾是主要的杀人刑场。

清顺治二年（1645)冬，张献忠大西军遍搜成都城内各家民户，驱逐百姓出城屠杀。当时在大西军中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被士兵带到南门外中和门城楼上。他亲眼目睹无数百姓被围于万里桥边沙岸，“一见张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啊’”，张献忠“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万里桥上和岸畔，“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死尸抛入江中，江水壅塞不流，张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

万里桥边“挑水夫”

万里桥因其丰富的历史脉络而名贯古今，更因其连接的独特民俗风情而被人铭记。

万里桥，1905年

旧时，成都水井很多，但因井水含卤质和其他有害杂质，很多人家不愿饮用。而“成都之水，可供饮用者，以河水为佳，因源流来自灌县内之雪山也。”（摘自《成都通览》）所以很多城里人宁愿花钱买河水吃。于是万里桥下的锦江水就培育了一个新的行当——挑水卖。据《李劼人说成都》载，民国时期，从事此行当的挑水夫全城“有几百上千数”。一些离河近的人家和茶坊酒肆，由于种种原因请人挑水也很是常见。为保河水清洁，挑水者常穿着草鞋，到石板铺就的码头上去汲水。若是枯水季节水浅，就要到河中间去汲水了。抗战胜利后，城市管理者在万里桥左侧建起一架巨大的筒车，利用流水动力将河水引入建于城墙口的大水池中，挑水夫们便在此处取水，再将河水挑进千家万户。直到1953年，成都街上开始有了自来水桩后，挑水行当才逐渐淡出人们生活。

万里桥与水电报

1911年7月15日，四川保路运动遭到川督赵尔丰镇压，保路同志会领导人罗纶、蒲殿俊、张澜、颜楷、王铭新等9人被捕。同盟会员曹笃、朱国琛等人由南门城墙跳城而去，于万里桥下南岸农事试验场(即今之南桥商场处），用木板涂以油脂，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21字，夜投江中。时正值秋水涨潮，顺流东下，不日之间便把消息传遍了川南。此即当时所谓的“水电报”。这小小的水电报，旋即点燃了四川各地保路同志军起义的烈火，为攻下武昌，推翻满清王朝，立下不朽功勋。

自古游乐休闲之地

从万里桥到浣花溪一段锦江，自古即是成都人游乐休闲之地。《蜀祷杌》卷上载，前蜀后主王衍“（乾德）五年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到宋代，已形成江上娱乐习俗：在万里桥下泛舟，称为“小游江”，在浣花溪泛舟，称为“大游江”。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言张咏于二月二日踏青节聚众为乐，“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