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时，以色列财政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曾在该国国家馆日的庆典仪式上说：

“在二战期间，令我们难以忘记的是，上海人民曾搭救过3万犹太人，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

1842年上海开埠通商后，大规模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可以分成三个批次：

最早的一批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也就是开埠之初，一些和英国人关系紧密的犹太商人来到上海，他们主要以经商为主，如著名的沙逊、哈同等；

第二批主要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当时，因为俄国爆发革命，他们为躲避动乱及反犹狂潮而仓惶逃到上海，这批人来到上海后，境遇远不如前一批犹太人，而且主要聚集在淮海路。

第三批则是在二战前后，也就是为躲避希特勒等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引发的种族大屠杀而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

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一书中，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学者潘光、王建曾指出：

“从1931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接近3万人。

其中，除了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000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所。

这一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5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数。”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欧洲形势日益严峻，尤其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并向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后，众多在欧的犹太人不得不大批外逃，其遭遇极其不幸。

1938年12月5日，《申报》曾报道了一批刚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的采访，后者即不无惊惶的表示：

“我们187人中，有不少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后，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

财产的损失还是次要的，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够逃出法西斯国家就算是幸运了。

然而，当时要前往其他国家的话必须要有签证，这也就成了很多犹太人的噩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签证简直就成了犹太人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值得庆幸的是，在何凤山等中国外交官的努力下，很多犹太人获得了前往中国的签证。而其中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当时的上海因为是租界，管理相对宽松。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上海市民给予了犹太难民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如1939年《东方杂志》曾撰文指出：

“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只要我们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我们应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在中外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当时的上海一度成为了犹太人、尤其是奥地利籍犹太人逃避法西斯魔爪的“诺亚方舟”。

如幸存者赫尔克女士事后即回忆说：当时，许多上海人对他们都非常友善，犹太人聚集的街区，甚至被当地人称之为“小维也纳”。

当然，除了各方援助、上海所具有的宽容之外，犹太人在逆境中的自身奋斗等诸多因素也十分重要。

最终，在上海的数万犹太人躲过了二战的浩劫而顽强的幸存了下来。而上海，也成为犹太人逃避纳粹大屠杀的“远东避难所”。

二战结束后，为寻找自己亲人的下落或与家人团聚，加上以色列建国等因素，在上海的犹太人陆续离去，各奔前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一些曾在上海居住或避难的犹太人纷纷来上海寻根，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在上海出生并长大的犹太老人甚至能说一口不亚于当地人的流利上海话，令人大跌眼镜。

而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动画电影《犹太女孩在上海》，其主要内容即犹太女孩瑞娜及她的家人在上海避难的经历。

在观看后，曾在上海躲避战乱的美籍犹太人杰瑞.摩西动情的说：

“我把童年的心留在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