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冯骥才既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这个时期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家之一。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冯骥才开始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过对于小说，他也一直没有放下。去年，他的《俗世奇人》（足本）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再一次获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项。日前，冯骥才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近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冯骥才继《义和拳》《神灯前传》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续写“怪世奇谈”

作家是不能玩文学的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单筒望远镜》的写作计划已频繁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沉淀，《单筒望远镜》终于貌浮出水面。

时报：《单筒望远镜》中处处充满了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您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话题？

冯骥才：小说我最关心的就是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在八十年代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三寸金莲》《阴阳八卦》这些小说。“意象”这个词我认为是重要的，意象是中国人的概念，意是什么？意在古代就是诗意，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个境界必须是有诗的境界，不是一般的空间镜像。文学里意象也很重要，比如《神鞭》，我们历史是很伟大的，我借助辫子，辫子是一个意象，是一个伟大的、无往不胜的，但是在新的时代里这个辫子又有问题，我借了这个意象。我写《三寸金莲》小脚，不是写那个人的脚，实际是写束缚，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自我束缚力。

时报：《单筒望远镜》中男女主角莎娜和欧阳觉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这种悲剧是必然的么？

冯骥才：中西文化之间各种歧见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还有纯文化的，因为文明之间是各自封闭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一接触的时候一定有问题。如果用单筒望远镜看，他一定是单向的、有选择的来看，不是放眼看，而是有选择看。如果从爱的立场上去选择，你一定选择美。如果你从文化的立场去选择，一定选择好奇的事物、跟自己不一样的事物。如果从人性的角度选择，一定选择交流。所以我的小说里有几个章节专门写男主人和女主人，这两个言语不通的人，当产生情爱的时候，他们一旦有了交流所得到的那种快乐。但是这个交流在殖民时代里是不可能延续下去的，这是人类需要反思的。

时报：书中还有中西两个女人之间的对比，为什么会设定双女主？

冯骥才：一个是他原来的老婆，这个老婆受儒家影响，自我约束、娴静、优美的中国文化养育下的女人，中国古代知性的女子。还有一个是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真纯的女子。让这两个女子交集在主人公的命运里面、心灵里面折磨他，就是为了让读者思考。我本人不喜欢悲剧，可是小说没办法，有的时候悲剧有悲剧的力量。

时报：现在读者阅读的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觉得作家的职责是什么，可否谈一下您认为的目前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觉得作家的职责还是要把生活的真理告诉人们，把生活的美告诉人们，这是作家的职责。现在有些作家的东西写得也不错，关键是我们怎么引导，我们怎么评论。我老觉得现在的评论队伍，评论家们应该把好的作品选择出来，因为我们作品的数量太多。再加上人们现在主要阅读工具是手机，我们把好的东西通过一些现代工具推荐给读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作家还是一个精神工作者，作家对读者的精神是负有责任的，作家是不能玩文学的。

文化遗产保护不会停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冯骥才开始投身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前沿冲锋陷阵，像一个文化战士一样，为那些即将消亡的古村落、城市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奔走呼吁，其中的辛酸和艰难可想而知。此次回归文坛，是否标志着文化保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冯骥才给出了坚定的答案。

时报：您在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是如何构思小说的呢？两者并行不悖么？

冯骥才：我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肚子里到现在还有好些小说，《俗世奇人》要不然也不可能一二十篇这样的写。当然把大问题都想好了，但是小说不可能都想好了。小说都想好了，小说是没法写的。小说只有一半以上写作的过程中靠灵感爆发，写到一定的时候，当人物活起来的时候，这个人物你是摆弄不了，人物一定要牵着你的鼻子走，小说才能写的有意思。每个人物拉着你，有时候给你20种可能后你选一种。

时报：那重返文坛之后，接下来文化抢救的工作，会不会放弃？

冯骥才：我肯定讲，不会放弃。我去年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村落，被国家列为保护对象的村落的空心化问题的关心，我们国家自然村有200多万个，有60多万、不到70万个行政村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我们亲自做努力把它做成的是4153个，现在要评第五批村落。这些村落里，国家评完以后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只要评上就搞旅游，旅游就把所有村落削平化，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挡住的潮流，我为之苦恼，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村落里的人走了，没有多少人。所以空心化是我们研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大家说的非遗的传承人。实际这个传人，原来从自然的、民间文化的掌握者，现在变成一个职业化的大师，他能赚钱了，他把这个文化遗产变成他个人的赚钱工具的时候，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可能是命悬一线，这样就带来文化遗产新的危机，这是我必须关切的。我去年还做了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的，我们大部分的民族文化并不在城市里，而是在乡村里，是一种生活文化，可是现在旅游的话，他们的文化里面的魂没有了，完全是给旅客表演，如果他们的文化完全变成表演的商品的话，这个文化实际就是形存实亡。我不能拒绝这个使命，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时报：我们了解到您抢救文化遗产的背后有很多艰辛的故事，当在痛苦中坚持时，是什么支撑您？

冯骥才：说我们这一代是负责任的一代，但我们原来也并不是完全跟国家的命运搅在一起，我们是从被动地搅在一起变成主动地承担，这是一个过程。最穷苦的时候，我在最底层生活，跟最底层的人在一起，知道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心愿、他们的困惑，还有他们的压力。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一下子中国人有了巨大的空间，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发挥自己，在这个时代正好走近了文学。而且那个时期的文学真是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那一代作家都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

时报：那您现在面临的最大苦难或者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岁数大了，我今年76岁，让我爬山涉水比较困难，但是我该做的工作必须做。我别的问题没有，听我说话就知道，冯骥才这个老头还行，艺术感觉还可以，还能写东西。岁数大了怎么办？就是一句话，如果老天爷希望冯骥才多干事，就多给他一点时间。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