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部分女性结婚后是不工作的。所以日本男性的压力相当大,一家人的开销全靠丈夫一人支撑,一般日本男性都打好几份工,这是生活压力所迫。而日本妇女的观念是,丈夫在外头再辛苦再晚回家都行,因为应酬越多,说明丈夫混得越好,如果你下班就按时回家,会被认为是很没本事,没有能力。

  所以很多日本男性下班后即使实在无事可做也不会回家,要去小酒馆泡上几个钟头,喝得醉醺醺再回家,妻子反而会很体贴的递上拖鞋,放好洗澡水,所以日本深夜的街头醉汉多。因为生理和精神双方面压力都巨大,日本男性因疲劳过度引起的猝死(俗称过劳死)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在日本,所有的家务是主妇全包的,包括一日三餐、打扫房间、清理院落、弃置垃圾、浇花种草、放洗澡水、洗涤衣物、接送子女、辅导子女功课、教育子女,等等。一日三餐,主妇都是先照顾家人吃完、自己才吃,添饭布菜、收拾碗筷、清洗餐具皆由主妇完成;将丈夫和子女送离家门后,主妇会对房屋进行彻底的清洁,窗户总是一尘不染(用湿纸巾擦拭的,笔者亲见),窗上挂着的镂空白帘,永远簇新、洁净;在清扫院子之后,主妇会用水管再行冲刷,力求减少可能进入自家的灰尘;日本家庭都有浴缸。

  日本人酷爱泡澡,主妇基本每晚都要准备洗澡水,也是先照顾丈夫和子女入浴、换浴衣,自己最后入浴;丈夫和子女次日要穿用的衣帽鞋袜,也都要准备好放在固定的地方;每人每晚浴后擦脸擦头擦身子的毛巾(日本人分得很仔细)和浴衣以及换下的衣服都要在次日洗涤晾晒;陪幼小的子女玩耍、接送较大的子女放学上学、读各种私塾(相当于中国的文化课补习班、美术班、钢琴班、书法班、围棋班等等)、与老师交流、参加校方各种活动(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儿童平均每天与父亲共度的小时数为全球各国最少,仅约 2 个小时,美国则为约6个小时)…… 都是主妇一手操持的。她们将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将家居安排得舒适妥当,她们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琐事,她们的丈夫才得以抛却家事的纷扰,全身心扑在事业、工作上,这才驱动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列车,以男性为绝对多数的日本员工,也博得了“勤勉、坚毅”之名并著称于世。

  所以,在日本,女人虽然是不工作的,却并不是没有地位的,男人的收入全部交由女人支配,女人执掌财政大权,月薪数十万、甚或高达百万日元的男人,午餐可能只舍得吃300至800日元不等的便饭,而他们的妻子,可能带着子女去吃奢华的法国大餐。当代若干国家和地区尚在探讨的“家务有给”,在日本似乎早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稳定的模式。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日本女人,很多已不满足于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她们会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梳妆打扮,购买名牌产品上面,除了能体现自己的品味,更主要的目的是拴住自己老公,这就是日本的化妆品和奢侈品牌全世界第一的原因。 无论在东京银座和大阪的心斋桥购物区,都可以看到每位出门妇女都毕过经精心打扮,十分有女人味。

  日本女人结婚后除了理财和家务外,几乎都不用再外出工作,就算你身为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婚后都只不过是一位家庭主妇,所学如何精湛,前途如何光明,都只能将其用到服侍夫君的琐碎事情上。 著名的《菊与刀》中写到:“女性大多数重点被放在训练礼仪上,一位女校长说女学生应多学点外国语言的时候,只是希望她们能够把丈夫的书籍拭去灰尘,正确地插回书架。”这本书反映的是六十年代,但一向固执的日本人,是全球把自己个性保持得最好的人,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状和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看上去日本女人很幸福,其实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日本男人压力大,经常把在外面的负面情绪带到家里来,家庭暴力事件非常多,丈夫一有烦恼便对妻子动手。根据当地导游说,小时候就看见过爸爸反复打妈妈的耳光,而被打后的妻子还要无怨无悔,默默地为丈夫收拾东西,调好水等他洗澡。我们的团友也在机场看到不少日本女人,永远是站在丈夫后面,身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而丈夫则是两手空空,像带着一位菲佣。

  自进入武家时代这一重视阶级的社会以来,贞操观念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深,为防止下属染指自己的姬妾,将军以及一般的大名、武士在这方面也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在日本,不同阶级的男子,因为道德和法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要求不同,在性生活上的占有欲望也不同。武士阶级之所以有相对强烈的占有欲,因为他们最早实行嫁娶婚,最早建立父权家长制家庭。江户幕府制定的严酷家法《御定书百个条》中,将秘密通奸的妻子处以死罪,通奸的男子也处以死罪,这是为了保障武士家庭的稳定,为他们的冲锋陷阵解除后顾之忧。武士不仅对于通奸的妻子和她的奸夫有斩杀的特权,在调情的现场将不检点的妻子斩杀也无罪。因此江户人将偷情比做吃河豚,因为河豚虽然是美味但往往有毒,要想品尝美味就得提心吊胆。所以,当时流行有这样的歌:“偷人家的妻子,惊心动魄有美味,有如尝河豚。

  而对于同时代的町人(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和农民来说,他们的婚姻还接近于走访,对于新婚妻子是否为处女,妻子结婚后是否偷情,以及捉奸之后怎样对待都很实惠,他们宁愿罚取金钱而不愿失去妻子。

  由于武士家庭的特殊文化,武士夫妇之间除了生育的需要之外,常常没有性生活,这可苦了武家的女人们。尽管武士的妻女们被妇道所约束,但她们还是有办法追求性享受,而且社会上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当时的旅馆等场所像现代的“情人旅馆”一样,也为她们提供了特殊的性服务。下面介绍的若干服务方式令人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细致和想象力。

  所谓“四条通道相互贯通厕所”……有身份的寡妇,她们总有女佣、侍女及其他随从相伴,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贵妇人一进入这种内设叉道的厕所,便可匆匆进行男女欢会。

  所谓“隐蔽柜橱”,是里面设有一条暗道的设施。事先让男人偷偷进去,再让女人去与他约会。

  所谓“活动草席”,是在木条地板下面建有一条暗道的房间。如果见事不妙,就让男人从席下暗道逃跑。

  所谓“装睡的恋爱外衣”,即放在隔壁的小房间柜子里的大棉帽子 、带穗的念珠和白地上绘有水墨画图案的适合寡妇穿的和服等物。把这些东西事先放好,然后,让男人先于女人进入房间,首先让他换上放在柜内的服装睡在那里,谎称是某位隐士的夫人,使用人麻痹大意,男女便在室内偷偷幽会。

  还有称做“男女情交隔板”的玩意儿。在小房间的角落里,事先铺好一块擦得干净平滑的隔板,女人若要寻欢乐,则在板上留有一个可使男人的阴茎通过的小孔,在薄板的一面只要留出能让男人仰面躺着的一尺左右的空隙就可以了。

  还有所谓“洗澡间折叠梯”的设备,这种设备事先进行了严密的伪装,从外面看,连一只带提梁的水桶也无法通过,但是,待女人脱光了衣服进去之后,从里面把门锁上,从天花板上便垂下一个细绳软梯,女人爬上去,享受完毕之后,再顺软梯下来回到洗澡间。这些幽会的方法算在一起,大概有四十八种。

  原来,精明的日本人把忍者的隐身术活用到这里了。日本建筑是一种“高床式”的架子屋,制作“活动草席”、“男女情交隔板”这类的机关很方便。中国偷情的经典《金瓶梅》所载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那一套伎俩简直无法和他们比,要是在日本,他们俩的行为怎会被郓哥这个小男孩看穿呢?

  到了20世纪晚期,日本的“人妻”(已婚的家庭妇女)偷情就方便多了,先生早出晚归,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接纳情人,可以纵情欢娱而无所顾虑。

  对于那些偷情的男子来说,同样也不需要担当江户时代那样的风险,现在的男人即使戴上了绿帽子 也能够忍受,不会轻易找奸夫拼命,“这些年来,这种情绪激昂型的丈夫逐渐减少,有些丈夫只是一个人暗地里伤心叹气,更有甚者会因此变得阳痿,那种自卑自虐内功型的丈夫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有些丈夫即使察觉到妻子有外遇的迹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弄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日本女性越来越大胆的原因。

  丈夫即使发现了妻子“不伦”(偷情)的蛛丝马迹,做妻子的也绝不会坦白交待。“就如同过去丈夫即便被妻子当场捉奸,也硬要说自己和那个女性没有发生关系一样,现在不管丈夫出示了什么证据,做妻子的也坚持强调,我只是和对方在一起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丈夫原本就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有外遇,所以不久也就会接受妻子那种牵强附会的辩解”。

  日本传统宗教和习俗文化等的沉淀除了形成日本“耻的文化”外,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秽的文化”,这是日本神道清洁观在现代社会的反映,在日本男人心目中,“丈夫的外遇是排出体外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要释放出去就结束了。与之相对,妻子的外遇是从外面迎进体内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只有纳入和接受,这一点相当重要,一想到妻子身体(阴道)里是否还残存第三者的东西,就会让丈夫产生一种无比厌恶的感觉”。

  这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有一点也是日本的丈夫们非常在乎的,那就是“妻子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其他的男性,那么说明妻子在精神上也非常热爱这个男人”。这与其说是男人的自私任性,不如说是日本男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所获得的认识,因为他们没有爱也可以和女性发生关系,“但是,女性不大可能和不爱的男人发生关系,除了那种把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买卖的女性,男人对于一般的良家妇女或者他人的妻子等,只要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好感的女性,心中就不允许她们有外遇。”

  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女人养成了依赖男性的心理,在经济生活上的依赖加强了精神上的依赖。“妻子的外遇精神上的因素很强,这样更会使做丈夫的深陷于抑郁的情绪当中,而且会使他们感到一种异常的屈辱和愤怒”,“妻敌讨”(杀死奸夫)就是出于这样的占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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