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浪

在唐代，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皆是繁华的大都市。为博取功名前途，实现个人理想抱负，许多人纷纷前往都市，与现在相同，那时的都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希望，与此同时，都市也有令人艰难辛酸的一面。时人张固《幽闲鼓吹》载：年轻时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应举，登门拜谒文坛领袖顾况，顾况听了他的名字，戏谑地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此话看上去有调侃的意味，却道出了都市生存的艰难。顾况当时担任著作郎，官从五品，尚觉米珠薪桂，生活不易。那么，那些闯荡都市而多年不得仕进的普通诗人，其生活状况可以想见。

杜甫十年困守长安，衣食难继、挨饿受冻的生活经历，可谓丰富。“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十来天揭不开锅，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嗟来之食让他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屈辱与心酸。有个叫王倚的青年朋友，款待杜甫吃了顿饭，杜甫为此感动不已：“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饥饿之苦，已侵入骨髓，更侵蚀着一代诗圣的心灵。

卢仝在洛阳城的生活更凄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冬天，大雪纷飞，他在写给好友韩愈的诗中诉苦：自己全家住在破屋里，饥寒交迫，赊借无门，只好手执斧头劈开冻成冰疙瘩的酸菜，用来充饥。眼看着“病妻烟眼泪滴滴，饥婴哭乳声呶呶”，那一刻，卢仝觉得自己甚至连蚯蚓都不如，蚯蚓尚且“汝无亲朋累，汝无名利侵”。

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说，“十年京师寒且饿”。困居都市的寒族诗人，忍饥挨饿，似乎已是家常便饭。韩愈在《答孟郊》中记述了孟郊在长安应举时的窘境：“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姚合在《新昌里》中说他自己：“朝朝忍饥行，戚戚如难堪。”贾岛也在《朝饥》诗中感叹：“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

同现代人相似，古人在都市生存，除了衣食温饱，最重要的也是居住问题。唐代诗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是寄居、赁居两种，除此之外，当时还颇为流行借居寺庙。诗人白居易便饱尝寄居、赁居的苦涩滋味：“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做官二十余年，连套住房都买不起，想来自己还不如一只“蜗牛”、一只“硕鼠”，蜗牛尚有蜗壳、老鼠也有鼠洞得以安身，可自己呢？

同样是经历了长年的居无定所，卢仝痛下决心，不顾韩愈让他量力而行的劝告，借下高利贷购买了洛阳里仁坊的一处住宅。后来却被借贷者追得如丧家之犬，只得赶紧卖掉扬州旧宅以还债务。然而，据韩愈讲，卢仝费尽心思、倾其所有买来的住宅，不过“破屋数间而已矣”，且附近的治安环境也不好，家人经常被恶少骚扰。而韩愈自己呢，直到晚年才在洛阳买了房。以他的才学、身份和地位，也要“辛勤三十年”才能“有此屋庐”。可见，在唐代大都市买房，并非容易的事，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有的人最终客死官舍或旅店。

相比物质层面的困顿，都市的人情淡薄、个人的前途渺茫，应该是压垮诗人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于闯荡、谋生的漂泊者，都市是“从来名利地”。孟郊的《伤时》诗，讲得很直白：“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随着地位权势变化而变化。对此，李白深有感触：“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白居易在其《秦中吟十首·伤友》中也有生动描述：“平生同门友，通籍在金闺。曩者胶漆契，迩来云雨睽……昔年洛阳社，贫贱相提携。今日长安道，对面隔云泥。”曾经的“同门友”“胶漆契”，因为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便是“对面隔云泥”，对老朋友视若不见、形同陌路。

翻开《全唐诗》，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咏钱诗。没有办法，在都市里吃尽了苦头的诗人们，最终不得不承认金钱“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雠家买得恩”（徐夤《咏钱》）。张谓《题长安壁主人》感叹：“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在都市赤裸裸的权钱利益面前，贫贱的诗人，要想坚守自己的自尊和信念，很难。“十处投人九处违，家乡万里又空归。”无奈，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落魄于都市，却到处求靠无门。还是杜甫看得透彻，他在《久客》诗中云：“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常说真情可贵，那是因为，真情只有在患难之际，方能显现。

贞元十二年（796年），已四十五岁的孟郊终于中了进士，此前连考两次均失败。兴奋过头的他在《登第》诗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料，这两句后来每每为诗家所诟病，认为他实在有失分寸，丢了风骨。其实，若亲身经历过科举考试百转千回的虐心与戮志，自然也就能够理解孟郊的这种狂喜之情了。

唐代，每年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有两三千人，而中进士者仅约三十人。“一士登科甲，九族光彩新”，进士及第，不只是个人的飞黄腾达，更意味着整个家族命运的重大转折。成败之间判若云泥，及第者无上荣光，而落第者则饱受世人白眼。诗人们肩负着改变自己命运、振兴家族、光耀祖宗的重大使命，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都市，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对科举考试无力掌控、无法预知的迷茫无助感，时时萦绕在诗人的心头。“文章自古无凭据,唯愿朱衣暗点头”，主试官个人对文章的喜好，将直接影响科举考试的结果。再加上，唐代干谒之风盛行，若能获得权贵高官、公卿显人或社会名流的有力荐举，不仅可直接及第，甚至能事先决定录取的名次。因此，为了个人的前程，一些人四处奔走干谒，不免显得卑微。而那些“九城无亲朋、朝中无知己”的寒族诗人，却只能空叹：“晴天欲照盆难反，贫女如花镜不知。”

可以说，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没尝过落第的滋味。落第者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从而陷入“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城市”的困境中，就像杜荀鹤所说“出京无计住京难”。他们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继续走下去，忍受一轮又一轮拉锯式的心灵折磨。然而，退一步讲，即使中了进士，也不一定就能如愿踏上仕途，从此摆脱困境，还得通过吏部铨选。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连续三年在吏部铨选中无缘授官，干脆直接上书宰相，后来才获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也许，现实永远不及理想来得丰满。

“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重重的焦虑，使得诗人们在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常常感到筋疲力尽、遍体鳞伤，深感个体存在是如此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