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中国经济仍处于“追赶型”增长阶段的中期，但在创新方面已经崭露头角。尽管如此，在前瞻性和知识基础领域，中国与前沿国家相比差距仍大。未来应致力于从四个方面挖掘潜力，推动生产率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距今已近十年，中国经济也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创新领域的崛起亦不容忽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二十二位。这一指数采用与创新过程相关的多个指标编制而成。如表1所示，列出创新的七大主要要素以及中国的相对表现。作为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得分以及市场成熟度等分量指标均超出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部分甚至超过了高收入组的平均得分。根据这一比较，中国是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具体的微观实例也显示，从快速成长的互联网公司到全球知名的智能手机品牌和家电，中国已经在创新上崭露头角。几个例子：

1. 2015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就是以客户为中心进行创新的典范。有超过一百万的“粉丝”对小米公司每周软件更新推出的功能进行在线评价。

2. 大疆创新科技（DJI）占据全球无人机制造70%的市场份额，拥有世界领先的无人飞行器（UAV）技术，包括智能飞行控制器、机械云台、摄像增稳系统和高精度航拍照相机等。大疆的无线技术和GPS第一人称主视角技术已经流行全球。与许多年轻的科技创业者一样，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是在大学的宿舍里产生了自己的创业理念。

3. 2016年，华为研发投入760亿元人民币（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企业收入的14.6%，成为全世界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

中国经济现在基本仍处于典型“追赶”阶段，在这一阶段能在创新领域取得这一瞩目成就必然是具备了某些条件并做对了一些事：我们认为，规模经济、融资和制造业生态系统、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政策支持是其中关键的四个因素。

在正确认识过去十年中国在创新领域所取得的突破进展的基础上，也要意识到中国与前沿国家在知识基础和前瞻性领域的差距仍然巨大。比如，中国创新与“OLED”数字化显示技术、机器学习等著名的世界级创新或DNA测序等科学突破毫无关系，这些更多仍是美国、日本等老牌全球创新大国的贡献。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创新背后的影响因素、成功案例以及需要改进的领域，期望总结得出未来发掘创新潜力的政策建议。

创新崭露头角：中国做对了什么？

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快速商业化

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巨大的规模经济竞争优势。城市化让这种效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现出来。城市经济中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之间形成巨大反差，推动了数十年来城市化所带动的人口迁徙，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大城市”（图1）。现在中国有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0万（与罗马尼亚的全国人口相当）；人口在1000万（与瑞典的人口相当）至2000万之间的城市10个；500万（与挪威的人口相当）至1000万人口的城市74个；100万至500万人口的城市174个（图2）。

大量人口上百万的城市消费者群的涌现，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成功的创新将快速赢得巨大回报。此外，中国消费者互联网化程度较高。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总计高达7.21亿人，几乎排名第二第三的两大市场（印度和美国）的总和。没有技术壁垒，加上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这7.21亿人基本上都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提供的数据，中国有7亿互联网用户都是使用移动设备，占总量的96%。不少人使用多种设备访问互联网。

“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崛起是彰显这一竞争优势的典型例子。三大互联网巨头在十年前仍然是规模极小、仅限于某个细分行业的企业。根据麦肯锡2017年8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报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花了8年时间才获得一亿用户，其支付平台支付宝仅用了五年，流媒体播放软件仅用了六个月。腾讯的实时通讯软件QQ花了12年时间才获得一亿用户，而其多用途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只用了18个月，支付平台财付通则不到一年，红包更是只花了几天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中国市场独特的竞争优势，得益于数量庞大的互联网企业，商业化路线已经变得更加迅速，包括最近兴起的所谓“共享”概念（类似于共享单车概念）。

融资生态系统和供应商网络营造创新环境

中国创新到目前为止能崭露头角的另一个功臣是相对成熟的创业生态系统。与规模经济因素一样，这也部分归因于中国市场的庞大，但其助力创新的方式略有不同。中国特有的创业生态系统包括两个方面：融资和供应商。

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发源于BAT的股权投资，这三大巨头都是活跃的创业投资者。BAT的资本和前员工是许多成功故事的重要要素。这个非正式的圈子已经成长为极具活力的风险资本产业，其中有具备不同专长和偏好的各式投资者。图9的数据来自投中网，显示了中国风险资本产业的兴起。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九年时间，这一行业已经增长了多倍。“天使”投资和早期阶段投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2016年，风险资本共为创业企业提供了8000亿元资金，相当于当年银行贷款总额的6%。2017年迄今的数据显示增长仍然十分强劲。

不断成长的风险资本产业是中国多层次金融系统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传统的银行体系主要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而更具活力和生产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则通过多种方式获取融资。一部分企业通过信托公司、网贷平台借入高利贷，而越来越多的企业经由老一代富起来的民营企业获得股权融资。从这个角度看，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复杂、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兴起，既有优点，也有不足。一方面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挑战（一年来一直在努力补课以遏制风险），但也使整个体系适应承受政策紧缩的能力更强。目前的风险资本文化仍然处于新生阶段方兴未艾，有望在目前这一轮“金融去杠杆”周期存活下来并在未来继续推动创新。融资范围也将逐渐扩大至其他行业，图6显示了风险资本融资支持的行业分布。目前从电子商务到硬件以及近期增长较快的健康产业，都有风险资本的身影。

生态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是供应商生态系统，这对制造业更为关键。中国有225万家制造企业，就业人数1250万人。此外，还有175万家个体（包括自营）企业雇佣了大约900万人。单是通信设备行业就有73000家企业，雇佣1020万人（图7）。

电气设备、通信、计算机和交通运输设备等领域的零部件供应商数量庞大，并形成了完整、竞争激烈的供应商网络。即使是与制造业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的美国和日本比，中国制造业网络也有过之无不及。图8比较了美日和中国三大经济体的制造业企业数量。中国共有22.5万家企业（2013年数据），是美国和日本的七倍还多。尽管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目前已超过了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但仍然低于最成熟制造型经济体。中国能有数量巨大而持续的劳动力优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进程持续吸引了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构成了庞大、灵活、流动性高的劳动力集群，并与工业自动化结合。

教育与基础设施厚培创新土壤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持续稳步上升，部分得益于提高中学入学率的国家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不断提升。图10显示，2006到2015年期间，高等教育入学率翻了一番。图13显示，随着退休人员逐步退出市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根据Barro & Lee的最新估计，2010年的中国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年，1990年为6年。美国和德国分别为12.2年和11.2年。

相对有竞争力的学校教育体系和对教育的投入加大，无疑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的QS大学排名为全球第四。大学课程也以理科为主。在2015年的430万大学毕业生（以及研究生，不含大专和职业学校毕业生）中，理工科近200万人，约占46%。

政府和民营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持续增加，人力资本提升逐步发挥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为43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第六的国家。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等企业大力投入研发，在雇佣和利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单华为就在研发上投入了740亿元人民币，约合100多亿美元。华为也是专利申报大户。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16年来自中国的专利增加到43168件，比2015年增加44.7%。中兴、华为和京东方这三家企业合计占专利总量的22%。这三家公司也是2016年创造自主专利最多的三家企业。

除软实力外，不断提升的硬件基础设施连通也助力支持创新，使企业更加贴近客户和供应商，降低了创新成本（例如交通、物流等）。图14和15显示了中国硬件基础设施的状态。每项指标都衡量一项具体的基础设施能力，将其与美国的水平进行对照，从而方便进行比较。例如，“铁路”指标衡量铁路密度，定义是每1000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数（公里）。2015年，中国每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0.7公里的铁路，美国为2.5公里。以美国的数值为1，中国的相对值就是0.28。

图14显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起点较低。航空旅行（每百人的旅客吞吐量）和能源（人均用电量，单位千瓦时）方面，中国目前已经超过了“亚洲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建设创新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例如，中国在固定电话和固定宽带的用户数量（图17）方面仍然落后。虽然一些人可能会说，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已经率先迈入了移动数字时代，但仍然需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以助力企业的整体效率提升，刺激更广泛的创新。

政策支持

最后一个因素是政策支持。仍然有人认为创新需要政府采取“放手”政策，但有关创新的学术研究指出需要明智的国家政策。例如，Block (2011)和Mazzucato (2013)指出，美国政府通过对许多行业的初期发展进行投资，为推动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过去几十年来政府支持力度也在大幅增加。Eva Paus (2017)认为，这对新兴市场的创新发展政策意义重大。虽然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不再允许使用之前的发展后进者用以达到高收入水平的那些关键政策，但推行积极的支持政策仍有空间，尤其是培训、研发以及创新能力建设方面。

政府发挥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就优于民营部门。事实上，民营部门一直是创新型增长最重要的代表，因为对持续变化的市场动态十分敏感，因此也更具备识别新机会的能力。

当然，争论归争论，要更好地促进创业需要积极的政策。在如今已经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竞争更加激烈，变化也更快。近年来不少学术研究认为，全球化抬高了发展中经济体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这也意味着巧妙设计而有战略性眼光的政策比以往都更为重要。

过去十年，中国政府通过大力投资教育、改善人力资本和硬件基础设施来支持创新。追赶式投资增长推动了生产率提升。近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关注解放人力资本枷锁，以鼓励创新。2014年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双创”首次被提出，通过减少行政条框、降低成本和推广使用互联网，鼓励创业和创新。自那时起，政府在简化企业设立手续和降成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在大学和研究院所周边建设“孵化园”）。其中部分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例如需要进一步加快商业化的步伐。

综合而言，政府政策的下一阶段需要在多个方面更多着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调整政策以奖励成果而不是投入；改革监管体制（例如药品研究）以提高创新成功的回报。为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和现代化，政府还应提高安全、质量和环境影响评估方面的标准。

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

前面所述的几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中国在创新领域崭露头角，近年来中国创业企业在数量和多元化方面都明显增加。但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应该看到，中国距离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国家还有不少距离。目前保持领先的大量创新集中于面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相关电子行业。在工程技术密集型行业仍有较大差距，其中很多领域仍由外资企业主导。此外，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创新方面得分仍然较低，例如制药产业。图17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七大创新支柱，列举了中国的优点和不足。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标，中国在知识传播（与ICT相关的服务和知识产权收入占贸易总额的比例等指标来衡量）方面的得分相对较低。这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密集型创新依然比较落后。已有数据显示中国跨境商品贸易的附加值较服务贸易更高。但由于知识产权和专利都属于服务，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欠发展说明中国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要深化知识库积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促进研究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大大学的基础研究投资仍然十分重要，以支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更广泛地涌现。

政府在促进工程密集型创新方面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降低制造业创新的门槛，例如对于购买者相对集中（因为不少需求方本身都属于细分行业）以及质量要求高的领域。与此同时，政府应当提高监管标准，执行更严格的质量控制，从而促进技术“升级”。另外，政府还应鼓励推广行业作法、提升行业学习能力。

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

中国创新潜力仍然巨大。向创新驱动转型对未来中国增长以及全球经济格局都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人均GDP不到9000美元，在未来几年仍将处于发展中经济体阶段，需要加大“追赶”力度，沿价值链和科技阶梯攀升。基于目前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的挖掘将更加依赖创新能力。

部分人怀疑“世界工厂”是否具备实现下一阶段增长的条件。毕竟，要素积累可以通过高储蓄率和正确的供给侧政策实现，而实现创新驱动则更加困难。2012-2015年之间的经济增速下降，尤其是制造业的衰退，也导致了悲观主义的观点时有出现。前述所做梳理有力证明了中国经济活力所在，这与一些鼓吹“高负债”“滞胀”形成鲜明对比。未来几年中国有能力和空间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不仅是可行的，创新驱动也是实现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鉴于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全球领先国家相比差距仍大。正如Paus (2017)指出，“能力差距收敛”（追赶创造有附加值的内容和创新的能力）远远比“收入差距收敛”（收入水平的追赶）更加重要。创新能力是生产过程转向技术含量更高活动的结构性调整的结果，提高收益的同时需求弹性更高。此外，这一能力也强调技术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得出结论，如果没有“能力差距收敛”，“收入差距收敛”将不可持续，从而增加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在中等收入经济体阶段（类似于日本和韩国等所谓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即NIE）已经花了25年时间，未来五年左右将是能否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时期。通过前述四个方面因素的持续叠加，将有助于支持中国在未来成为更具创新性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