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2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田家英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6岁时妈妈把田家英送进私塾，不久转入城北小学校。9岁时，妈妈走了，哥哥嫂嫂强令他辍学。小小年纪的田家英，做了药店学徒。

在做学徒的两年中，田家英在同伴的父亲的引导下，爱上了读书，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和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经过大量阅读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正如他自述：“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这年，田家英才12岁。

文章陆续见报，“田家英”的名字渐渐被读者注意、熟悉与接受。读者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有见地，意境新颖有开拓，令人深醒，催人奋发。可是，有谁知道作者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谁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枣树街药店的学徒？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碍他读书、进步的哥嫂脱离经济关系，靠向报刊撰稿获取低微稿酬谋生活。这年，自修完小学课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县立一中。

县立一中有个图书馆，取名“墨地”，图书馆管理员陈先生戏称田家英是个小书迷、书疯子。在中学时期除了读书、写作，田家英还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在进步青年组织中，田家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阅读和结合现实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为田家英的向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了。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发表他在成都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11月，田家英和赵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行程7000多华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随后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这期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读后颇为赞赏。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1948年10月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又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也成为了忘年交。

1954年后，田家英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开始之前被冠以“篡改毛主席著作”之罪，1966年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又突然到田家英家里宣布了“中央认为田家英一贯右倾和停职反省”的通知，并要他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他在永福堂自缢。

从1948年开始，田家英就担任最高领导人的秘书，他们成了忘年交，甚至有人说他们情同父子，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一起工作一起谈论文史，那后来陈伯达他们为何敢对他进行迫害，以致他自缢呢？综合公开史料和人物回忆录等资料判断，主要原因是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他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

之后，尽管田家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让他起草文件。到了1965年，田家英已经不太受毛泽东的重用了。

左一，带领中央工作组在浙江调研

到了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陈伯达、江青，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十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发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名利、以苍生为念。他为人坦诚，对领导人很尊重但不盲从，很难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对不好的现象他很反感，敢于当面顶撞陈伯达，对江青是敬而远之。或许正是这种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牺牲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