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多来，我国城市“菜篮子”越提越稳，花色品种多样、季节性波动小，供给稳定且价格平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生产猪牛羊禽肉8431万吨、禽蛋3070万吨、牛奶3545万吨、水产品6938万吨。我国早已是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生产第一大国。

稳的前提是靠“绣花”功夫在有限的空间里“穿针引线”“辗转腾挪”。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的35个主要大城市数据看，2016年这些城市以占全国10.78%的耕地，提供了12645万吨蔬菜产品，供应3.19亿常住人口70.70%的消费量。

成绩来之不易。据有关最新调研数据显示，杭州主城区蔬菜自给率达60.1%，其中叶菜自给率80.2%，主要畜禽产品、水产品自给率稳定在70%以上。而全市耕地面积仅有21万多公顷，占土地面积的12%左右。

一直以来，庞大的人口体量让北京蔬菜供应捉襟见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单一城市保障问题转化为城市群的资源统筹问题，北京一方面发展蔬菜标准化基地369家，工厂化生产面积1317亩，产量将达19万吨，较2013年增加36.4%；另一方面在河北建设外埠基地14万多亩，环京津一小时物流圈20个蔬菜主产县平均供京比重达49%。

时代在变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曾经只要求吃得饱，后来要求吃得好，现在更要求吃得健康安全。这就需要从供给端发力，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大城市具有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配置优势，都市现代农业在改革中更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完成这一重任舍我其谁。

各大城市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加快构建农业创新链、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老工业基地沈阳从农业标准化抓起，2017年制定应用种植养殖操作规程1371个，建设标准化种养殖场714个，农业生产标准化覆盖率达75%。

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中，示范区是一个有效载体。长春实施全国首家“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市”建设。

南宁积极开展“三区三园一体”创建，累计启动创建四级示范区169个，形成了由乡向县、市、自治区、国家梯次发展的格局。

借着近几年科技发展的东风，都市现代农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去年7月，中国农科院联合80家单位在深圳成立了国家农业基因组科技创新联盟，开展农业基因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杭州以智慧农业为引领，构建“菜篮子”基地可视化预警管理系统，在自动化智能温室、无人机农药喷洒等方面逐步推进劳动替代，实现远程终端生产全过程管理。

有了“互联网+”，以往“慢工出细活”的农业开始有了速度的概念。深圳打造中农网电商平台，构建国内首个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成为国内知名的农产品专业化、规模化电商平台。

合肥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全覆盖，设立乡村电子商务网点1657个，农产品网上销售额117亿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百姓福祉，是最大的民生。2017年国务院出台《“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进一步明确责任。福州更是从2014年起便将“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指数”列入市政府对县（市）政府绩效考核内容。

这几年在各大城市，一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卫战正在打响。济南采取六要素监管模式，三亚施行质量监管网格化建设，合肥建立五级监管体系……通过严管各大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一直让人放心。天津在2017年农产品例行监测中，抽检合格率达99.3%以上，连续五年全国领先。

进入新时代，城乡关系正发生着根本性变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动变革，唯靠改革。十八大以来各大城市围绕发展现代农业的钱、地、人等核心要素，大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长沙推广土地合作经营“鹊山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合作社，采取“基本分红+二次分红”方式向农民返还经营收益，降低企业投资发展土地规模经营风险，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共建立村级土地合作社387家，入社农户21.3万户，入股耕地65.8万亩。

确权为股份制改革打下基础。贵阳以“三化”（都市农业现代化、大数据平台化、城乡统筹一体化）促“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在13个乡（镇）的50个村开展试点，实现资源变资产2.8万亩，资金变股金2.5亿元，带动1.3万户低收入农户增收。

改革中，乡村成为价值洼地，吸引资金活水不断流入。长沙建立总规模10亿元的现代农业创新投资基金，首创以股权投资形式促进同类型企业整合上市的新型市场化投融资模式。重庆将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部分量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持股，促进各类组织和农民“联产联业、联股联心”。

未来农民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大城市的农民更容易接受到先进要素。成都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全市新型职业农民达8万人以上，持证农业职业经理人9142人。天津推进在地农民纳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完善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机制，进入体系的农户达70%以上。

如今在武汉，一场到农村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通过发布“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支持性措施“黄金20条”“钻石10条”，2017年吸纳社会资金160.1亿元；空闲农房签订出租协议10078户，年租金1.49亿元；增加农民收入22.12亿元，对农民收入预计增长贡献率56.42%，全市271个贫困村农民增收2.82亿元。

先进生产要素聚集，让都市现代农业体现出更高的效率、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据统计，2016年35个主要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3.13万元/人，农业土地产出率达到9.57万元/公顷。对比2012年分别为2.22万元/人和5.50万元/公顷。

改革中，各大城市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各项事业平稳发展。合肥推广“支部+”发展模式，建设“支部+协会”（基地、企业）党组织286个、农民合作社1268个。成都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县两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机构，以“还权赋能归位”为突破口，深化村民议事会、监事会制度，构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