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即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如四大名山、四大石窟等等，供世人瞻礼朝拜，现在就带大家走进殊胜的佛教圣地——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所在的地理位置

1600多年前，甘肃敦煌的宕泉河畔。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一位四处云游的僧人在此参禅入定时。忽见对面山上金光万丈。心生感应。遂在此地开崖凿窟。安住修行。但这位僧人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一不经意的决定。穿越千年的时光。给后世留下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圣地敦煌，如果不是因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或许不会有人留意敦煌，千百年来陆续建成的石窟群，让世人的目光齐聚在敦煌，漂洋过海、翻山越岭来朝拜，如此殊胜的圣地，为何偏偏会出现在敦煌呢？这要从古代说起。

古敦煌玉门关遗址

在古代，敦煌要比现在繁华得多，张骞出使西域后，回来向汉武帝述职，提到了“敦煌”这个词，根据文献记载，敦煌是“盛大”的意思，《汉书·地理志》云：“敦，大也。煌，盛也。”这个词深得汉武帝心意，出于种种政治经济考虑，这位一生致力于开疆扩土的帝王决定下一盘大棋，进行“西部大开发”，开辟河西走廊。

莫高窟壁画《张骞通西域》

而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西邻古代西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当时佛教东传的要道，这让敦煌这一方土地，成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敦煌所在的河西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的佛教圣地之一，吸引着无数中原的僧人，一路向西前来朝圣，开窟鼻祖，敦煌莫高窟开崖凿窟的第一锤发生在前秦建元二年，也即是公元366年，据莫高窟唐代碑文记载，这一年，有位叫乐僔的僧人，手持禅杖从中原云游到敦煌，在宕泉河畔参禅入定，忽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丈，仿佛有千佛化身而出，这转瞬即逝的美妙光景，让这位四海为家的云游僧人狂心顿歇，决心留在此地潜心修行，于是在岩壁上开凿洞窟，用以参禅打坐，这即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一窟”，僧人乐僔也因此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

佛教圣地敦煌三危山

在乐僔法师之后不久，又有一位名为法良的僧人也从东方而来经过此地，在乐僔开凿的洞窟旁，重新开凿了一个石窟，安营扎寨，坐禅修行，敦煌莫高窟的辉煌历史由此开启，乐僔、法良也一同被尊为，莫高窟的开窟鼻祖。

莫高窟外景

此后，石窟开凿得越来越多，有的是僧人们坐禅用的禅窟，更多的是世俗的人们用来礼拜的洞窟。

尤其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敦煌进入日新月异的“黄金时代”，开窟造像也逐渐兴盛起来。这与当时两位皇帝的推崇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杨坚和武则天。

隋朝开凿的石窟内景（第420窟）

幼年成长于寺院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登基后尊佛教为国教，还下令保护寺院佛像。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他派中使专程去莫高窟修建了当时唯一的舍利塔。由于皇帝的推崇，莫高窟的开凿修建大大加快，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在隋朝短短38年间，就有70座洞窟兴建于莫高窟。

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敦煌的战略地位得到巩固，它不再是西南边陲小城，而是统领西域的后方基地。加之武则天统治时期更是大力推崇佛教，让莫高窟的营建步入“黄金时代”。到武周圣历元年，莫高窟已有“窟室一千余”。

莫高窟内唐代塑的大佛（第96窟）

盛极必衰，敦煌也未能幸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现象将唐朝四分五裂，吐蕃进军河西，成为了敦煌的主人，开窟造像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敦煌迎来了衰败时期。

五代时期及宋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时，蒙古统治者信奉佛教密宗，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均带有密宗色彩。明代以后，由于丝绸之路渐于沉寂，敦煌失去了其重要地位，逐渐成为边塞游牧之地，石窟的开凿也趋于停止，莫高窟也已少为人知。

元朝时期开凿的石窟壁画（第465窟）

屡遭劫难

直到1900年，有一个叫王圆箓的人，重新又打开了敦煌的大门 。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落脚在莫高窟的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洞窟。王圆箓的墓志铭对此也有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藏经洞，洞内藏有5万多件写经、文书及文物，内容涉及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逐级汇报给县令、肃州道台、甘肃学政，甚至还给慈禧太后写信，但并未寄出。这些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音。

王圆箓

与国内对藏经洞的冷淡不同的是，藏经洞内巨大的珍贵文献震惊了全世界。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出现一队匆匆忙忙赶路的驼队。这个由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带领的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卷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这是他在到达敦煌藏经洞后，仅用几百两银子跟王圆箓换取的。

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后来绝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文献内容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舞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对于研究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

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立刻就轰动了世界。随即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卷敦煌文献。这些藏品也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

被破坏的壁画

之后，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美国的华尔纳等西方探险家或考古学家蜂拥而至。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从王圆箓手中拿走藏经洞出土的文物，甚至还盗走壁画和彩塑，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损失。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守护敦煌

在遭受了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敦煌莫高窟这一辉煌的艺术宝库渐渐黯然失色，大量的重要文物面临着毁灭。

为了保护濒危的敦煌宝藏，20世纪40年代初，在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奔走疾呼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开启了莫高石窟保护的历史。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先生为首任所长。至此，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也标志着敦煌石窟劫难的结束。此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不仅开始做了大量的保护、临摹工作，而且开始对敦煌石窟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调查和编号，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并刊布了部分资料，敦煌石窟研究开始不断地、稳固地向前发展。同时，也探索性地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比如清理积沙、修建围墙等。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

1951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此时开始对莫高窟的木构窟檐、栈道和崖体进行了全面修缮和加固，解决了洞窟坍塌的问题，有效制止了岩体裂隙发展，并解决了这些洞窟上下4层之间的往来通道。也对一些濒临倾倒的彩塑和即将脱落的壁画进行了抢救性加固修复，封堵了王圆箓开挖的串洞。

1984年开始，甘肃省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研究人员来到敦煌，献身于敦煌事业，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敦煌学研究也从早期的资料记录整理、画面解读、内容考证逐步发展到石窟考古、佛教美术、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佛教文学、民俗研究、音乐舞蹈、科技史、交通史等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敦煌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术领域不断拓展，石窟内涵不断挖掘，现已出版150多种图书，发表2000多篇论文，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

“敦煌女儿”樊锦诗，原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如今，敦煌莫高窟这座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先后历经十多个朝代，1600余年的艺术宝库，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000多尊，依然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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