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直面台湾历史，“我的书对‘台独’非常有杀伤力”

在陌生人面前，蓝博洲会呈现出一种紧绷感。他总是双眉紧锁，好像在思索，或者有重重忧虑。采访那天，他一身休闲装束，蓝灰格子衬衫，踩着一双拖鞋，到宾馆楼下抽烟，脖子上还挂着一副耳机。耳机并不是用来放音乐，而是隔绝噪音。他受不了宾馆咖啡厅小喷泉淌水的声音，也反感在说话时听到手机铃声。他曾在台北一个游泳池附近住过十多年，抽水的声音让他饱受困扰，可他没有麻木，反而对声音更加敏感了。

这像是他的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在台湾地区，蓝博洲是“战斗在边缘”的作家，长期处于这样的处境，使他对外界的反馈变得非常警惕。1987年，他进入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工作，调查并撰写有关“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个人史，这成了他此后30年的工作。这段历史，曾是台湾社会的重大禁忌，直到今天，也依然遭到刻意的掩埋和扭曲。

“在蓝博洲的书里，我们看到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的历史紧密关联，‘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于是他挑战了‘台独方法论’。”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刚说。

迄今为止，58岁的蓝博洲已经出版了20多部小说及纪实报道。不久前由三联书店推出的新版《幌马车之歌》是他早年的重要作品。这本书还原了台湾青年钟浩东前往祖国大陆参加抗日，随后又返回台湾寻求解放、经历“二二八”事件，最后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决的历史。文稿发表的1988年，正是蒋经国宣布“解严”的第二年，这样一部作品，在当时是对40年政治禁忌的重大突破，在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

但边缘的状态并没有改变。“我的作品依然不可能进入主流，再大的奖就不可能给我了。”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第一部纪实文学在《人间》杂志发表后，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人员曾把陈映真叫去谈话，并在书报摊大量收购杂志，以使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导演侯孝贤这样评价蓝博洲：“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侯孝贤先后拍摄于1989年与1995年的两部电影《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就是基于《幌马车之歌》中的情节，只是采用了比原著更迂回的叙述形式。《好男好女》上映9年后，侯孝贤在为《幌马车之歌》撰写的序言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看来形式复杂，野心很大，其实可能是一种闪躲，闪躲当时我自己在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身心各方面皆准备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来拍，我会直接而朴素地拍”。

而蓝博洲从一开始就选择直面这段历史，并不断掘进。《幌马车之歌》第一稿发表时，仅有三万字，他隐去了主人公钟浩东是共产党员这个关键信息。“我只说他加入了一个组织，懂的人自然懂。要知道台湾当时是反共的，写出来肯定要被抨击。”“逐步让大家知道，钟浩东这样的人物就是共产党”，这是蓝博洲的策略。多年来，随着更多档案材料解密，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愿意出面说话，《幌马车之歌》的故事也不断扩充着。到了2015年的第三版，主文部分已经从第二版的6万字扩充到9万字。

《幌马车之歌》与《幌马车之歌续曲》中写到的，大都是一些出生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蓝博洲自己则出生在客家小镇苗栗，父亲是工人，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民，家里有9个孩子，他排行第八。小时候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但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却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共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长大的蓝博洲，不可能是天生的左派和社会主义者。15岁时，因为贪玩任性而失学在家，蓝博洲还做过油漆工、圣诞灯饰厂工人和送报工。也就是在那个阶段，他接触到了文学，并偷偷地大量阅读毛泽东、鲁迅等人的作品。他觉得，是早年进入社会工作的经历和大量的阅读，让他形成了最初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政治倾向。后来，随着逐渐深入一批台湾共产党人的个人史，他才“更加清楚自己的世界观，形成了关怀社会、追求社会平等的信念，和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

对话蓝博洲：“这些人就代表着台湾的希望、台湾的理想”

偷偷学习马克思主义

第一财经：可能很多人对你的质疑，在于你的政治倾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接触这一题材的时候，你已经形成一种清晰的政治认同了吗？

蓝博洲：当然，那时候已经有政治倾向了。要不然，在一个反共社会，大家对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的宣传，如果我不认同他们，我不可能客观去写，而是按照传统把他们污名化了。

只能说，是这些被采访者本身感动了我。而且，他们当年的理想和人格状态，在那时的台湾社会已经看不到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写作的确有困难和危险，但我觉得我应该把他们写下来，其他就不管了。也是在做了这些调查之后，我更清楚了我的世界观。我是“左倾”，但我不是为了宣传“左倾”政治去做他们的口述史，也不是奉命而为。

第一财经：1980年代后期，在做这些调查之前，你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有了解了吗？

蓝博洲：有一点。当时就是偷偷看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大学后期，两岸关系开始有些松动，一些1930年代盗印本的书开始出来了。之后，又看了《毛泽东选集》。当然我们对共产党的了解肯定没你们多，你们是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

我们是在另外一种情境下，我们是把共产党放在近代史的脉络里去理解。那时候，台湾很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不对的。后来，一些前辈把《毛选》交给我们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读《毛选》不流泪，那么这个人是没血没肉的人。包括我们后来偷偷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哲学。对你们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我们都是在偷偷学习。就这样，我一点一点改变了世界观。

第一财经：那么关于“文革”，对你的政治认同有过冲击吗？

蓝博洲：我接触这个都是后来了。“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些东西。当时我们接触的铺天盖地都是反共宣传。直到1988年，我们看到的一些反共的书，里面会引用一些原典。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反而是这些被引用的部分能够吸引我，反共的书本身并不能让我信服。我们的情境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政治性的，我不认识你，我不晓得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那么天真，那是你们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刚刚认识大陆的时候，看了第五代导演很多作品，包括《黄土地》，至少我试着要去理解中国大陆。我有好几年都在看中共党史，当时台湾没有人在谈论这些，没有人关心。我是从这些东西后面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信念。该看的我们都看了。

你们这些年轻的记者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还不了解，就带着一个立场去看问题了。我现在就怕被你们采访，可能你们没那个意思，但是在我听来，这个语言就有问题。

第一财经：只是想听你谈谈，年轻时的政治倾向是否会经历一些变化或反复。

蓝博洲：我现在想说，“台独派”就说我是因为政治倾向故意去写的，但是在我看来，我写的这些人就代表着台湾的希望、台湾的理想。不管中间有多困难，大概会有危险，但我根本不想这些问题。

要懂得人的复杂与脆弱

第一财经：《幌马车之歌》的文体非常特殊，完全是由不同人的原话拼贴成了一段完整的个人史，一个波澜起伏的故事。这虽然是一部非虚构的作品，但在当时还得了一个小说类的奖项。能谈谈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吗？

蓝博洲：当时我搜集了非常多的素材，怎么梳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台湾当时有一个特殊的语境，这段历史是被湮灭的，无人知道，国民党不会让人知道。之后，又有人开始扭曲这段历史，将此说成是国民党对台湾人的迫害，是大陆人对台湾原住民的迫害，这是在煽动台湾人的情感。我希望我的写作有可信度，希望还原历史，所以我选择让当事人自己来讲述，不要用“我”去写。这当中没有一点我的意见，我给读者看的，都是客观的事实。

第一财经：书的最后部分，钟浩东接受庭审时，他的供述和他的同志王荆树的供述有抵触。这可能只是一个地方，事实上，你采访了那么多人，时隔那么久，难免会出现一些相互抵触的说法，好像是罗生门。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蓝博洲：这是我引用的审讯记录。审讯的时候当然没人会说真话。不过，当然也有每个人说法不同的时候，而且很多。如果我没办法弄清事实，我就会将他们都呈现出来。

第一财经：书中还有哪些地方会出现不同说法？

蓝博洲：比如，钟浩东他们一起到大陆参加抗战。妻子蒋碧玉的回忆和李南峰不同，一个说是坐船去的，一个说是坐火车。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又都坚持自己是对的，我只能把两个人的说法都写进去。很多时候，你搞不清楚，只能并呈。

当然，这种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一样的。你首先要把材料吃透，包括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你需要进入材料里面去理解。比如，你要去设想，如果你是钟浩东，你要保护你的同志、组织和亲人，你会怎么办？不可能什么都讲。包括蓝明谷写的自白书，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在牢里写的自白书，那就太教条了嘛。你要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说自己是受钟浩东的骗，年幼无知之类的。

第一财经：那么，你如何将你对历史与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些纯粹客观的材料里？

蓝博洲：就是按照情节的发展，把它放在该放的地方。比如钟浩东当时已经处于这种状况，他自己要被枪毙了，台湾解放也不可能了，他要保存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试着去写这些违心之言。当然，你要说他是叛徒，也是可以的。这就是牵涉到你怎么去理解人，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你都要理解。

我们反“台独”，但不是“深蓝”

第一财经：《幌马车之歌》发表的1988年，是台湾“解严”的第二年，也是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那一年。这本书刚出版时，面临的是怎样的反响？

蓝博洲：轰动还是很轰动。这是对禁忌的突破，但在当时还是很小众的，文化界的一些人会看杂志。在这之后（1989年），有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是另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这都是很大的突破，因为当时，连这些受难者的孩子都不清楚这段历史。而且，当时统、独斗争已经非常明显。《幌马车之歌》对“台独派”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我用历史事实说明了，真正的台湾历史不是那样的。

第一财经：具体来说，当时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

蓝博洲：当时，台湾是一个假的自由社会，当局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但像我这样的人是进入不了主流的。我的文章不可能在报刊上发表，得的奖也是作家们选出来的。我当然是被打压的，只能打边缘战斗。最早第一篇在《人间》杂志发表，因为这个杂志影响力太大，陈映真的影响力也太大，所以台湾当局就不敢查禁它，他们就把陈映真约去喝咖啡，警告他，还在台北各个书摊收购这个杂志，减少它的影响力。那是一个假的自由社会，他们只能做到这些。但是，它有它的作用，它的影响挡不住，比如这本书得到的那些奖项。

第一财经：1988年，你是在边缘“打游击”，30年过去，你对自身处境的看法有变化吗？

蓝博洲：越来越差，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随着民进党执政，是越来越差的。民进党执政以后，他们就不理我，不理我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中消失了。你们对台湾太不了解，一看我们反“台独”，就以为我们是“深蓝”。这不怪你们，这是因为两岸分隔太久。

每一个烈士都是能打动人的

第一财经：2015年在台湾出的新版《幌马车之歌》从6万字扩充到9万字，扩充的主要是什么内容？

蓝博洲：一些开放的档案。以前看不到的，现在能够看到了。还有一些采访，有些以前人们不敢讲的，现在敢讲了。还有不少细节。以前我只知道钟浩东是1950年10月14日被枪毙的，现在知道他从逮捕到枪决的整个过程了，包括送到哪里、如何审判，包括枪决以后如何处理、家属的反应。随着时间演变，可能还会有新内容出来。架构不变，但是细节会不断增加。

第一财经：哪些内容是以前不能说的而现在可以说了？

蓝博洲：以前，我不能说他们是共产党。第一版没有说他们是共产党，除了共产党，该描述的都描述了，我只是说他们加入了一个组织，懂的人当然懂啦。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反共的，所以，你要是写他们是共产党，肯定是更被抨击的，就不会有影响力。隐去他是共产党这个事实，“台独派”可以说他们是被国民党迫害的，左中右派都可以各取所需，各做各的解释。但后来，当我说他是共产党，大家就没话说了。

很多人都喜欢第一版，他们说这一版文学性比较强。在我看来，这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反共思维在影响他们。他们可能会感到，钟浩东是共产党这件事很意外。这是我的策略，我希望逐步让大家知道。

第一财经：这一方面是策略，另一方面，是否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所限？

蓝博洲：我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我是要呼应现实的。我很知道现实有什么限制，那我要寻求突破。这就是我的边缘战斗，我是被压制的。我可以把这本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搞到你们非承认不可。我也想试着让大陆人了解，台湾也有共产党，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什么是初心？这些人就是初心。

共产党人不一定都要唱《国际歌》，钟浩东他们唱的就是《幌马车之歌》，还是日文，因为这是人家谈恋爱时候唱的曲子。把他们写成样板，就不能打动人了，而我想每一个烈士，都是能够打动人的，大陆、台湾都一样。只是，很多事情被后来的拙劣宣传搞得很讨厌。就像你们对鲁迅就和我们对鲁迅感觉不同。你们是从小被逼要背诵，我们是不能读，我读鲁迅是手抄的，我当然是读进去了。还有我在日本、韩国的朋友，大家都是从小这样读鲁迅的。不像你们觉得很烦，所以你们根本没有认识鲁迅。这方面，两岸是逆反的情况，所以你们会喜欢余光中、龙应台。

蓝博洲作品简体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