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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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司马放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的洒脱从容、飘逸潇洒，宛如一渠细水长流的清泉，始终叩击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深处，引发了后人对那个星光灿烂的时代无尽的遐想和思考。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魏晋风度虽然是士族社会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贵族阶层的道德标准与审美情趣，但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轨迹看，以思想解放、人性觉醒与文艺自觉为主要内涵的魏晋风度，仍然不失为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只有在魏晋时期，如曹操、桓温一般的枭雄才不需要道德的粉饰，而是敢于说出内心原始的呼唤：“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也只有在魏晋时期，如何晏、王弼这样的美男子，才能如此毫无顾忌地沉迷于自己的美貌，“粉盒片刻不离双手，走几步路就要会堂留恋一下自己留在地上的玉影”；也只有在魏晋时期，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王羲之，才可以凭借“袒腹东床”这样的行为艺术，击败诸位同族兄弟，成为方镇大将的“东床快婿”；也只有在魏晋时期，被司马光称为“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的“竹林七贤”，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疯狂痴迷的偶像。
总之，魏晋风度虽然作为士族社会的产物，不免带有浓厚的贵族情趣，但它本身所代表的思想解放、人性觉醒和文艺自觉的文化内涵，则足以冲破历史的局限，宛如夜空的繁星点点，始终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射出夺目耀眼的光芒。
鲁迅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气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陈寅恪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记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冯友兰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真风流的人，必须一样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认识；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宗白华
柏拉图的全部哲学思想用座谈对话的体裁写出来。苏格拉底把哲学带到街头，他的街头辩论是西洋哲学史中最有生气的一页。魏晋的思想家在清谈辩难中，显出他们活泼飞跃的析理的兴趣和思辨的精神。
当时辩论明理，不仅是“理效甚微”，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清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中国哲学史里，将会有可以比美柏拉图对话集的作品。
李泽厚
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确实空前的。
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余英时
魏晋士风的演变，用传统的史学名词说，是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着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于维持群体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