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内外有别”的故事

北京的胡同诞生于元朝，当时按照《周易》进行理想规划，方方正正，宛如棋盘。但明朝改北平为北京，虽然基本的格局没变，但已经开始内外有别，各种皇家机构和衙署、仓库分布皇城周边，有些胡同与之一起形成内城。而到清初，所有汉人被全部迁出内城，内城重新划分，按八旗定居，胡同的片区制由此而来。

从明朝开始，北京的胡同就已有了内外划分的趋势。这点从胡同的名字便可一窥端倪。

当时，北京内城许多地方就像皇家的后院一样，密布为皇家服务的官衙和仓房，西单东北的太仆寺街，曾经是明代太仆寺，恭俭胡同原来叫内宫监胡同。而明《芜史》载：内宫监所管理十大作坊，如木作、石作、搭材作……这些作坊纷纷成为胡同的名称来源，诞生了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与小石作胡同等。还有一些官署的仓库和菜园成为了胡同名，如米粮库胡同、帘子库胡同、灯笼库胡同和缎匹库胡同，等等。

明北京城内还驻扎了不少军队，现在带有“营”和“卫”的许多地名，都是当时的驻军遗址。沿袭至今的有西单的武功卫胡同、前门外的汾州胡同（汾州营驻地）等。

为了建设北京城，朝廷又从各地招来许多能工巧匠在京定居，匠人的居所也被称作各种胡同：奶子胡同是为宫内皇子、皇女奶妈提供住所，亮果厂胡同专门生产供皇帝陵墓使用的果品……

不过，内城有限的空间很快就难以容纳急速增长的人口了。靠近南侧城门外的关厢地区，由于交通便利、场地宽敞，自然发展起来，到嘉靖时已是“城外之民，殆倍城中”，迫使政府不得不修建了外城的城墙，将已发展起来的外城圈入其中，保护起来。

与内城相比，外城自然生长出的街道极不规则，特别是商业区中，出现许多斜街。为此，朝廷多次颁布约束百官宅邸和庶民房舍的条令，房子能建几间，用什么瓦、什么门，窗户梁架用什么颜色装饰，必须按等级操作，都不能乱来。

尽管明朝对胡同的管理已经严格，可是相比之下，清初的规定更加苛刻，堪称大换血。当时，清军占领北京后，很快便颁布了一条诏令：内城除守仓衙吏和寺观僧道外，所有汉人都搬到南面的外城，内城分配给八旗人居住，满汉分居，内城禁止一切商业……

清初的这次大迁徙，显然并非一次理想的规划，却客观地造成了内外城的不同发展。明时期已经颇为热闹的外城，由于大量人口的涌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西边的宣武门外，曾有不少明代官员留下的宅第，此外还颇多古刹名寺，如法源寺、报国寺等，环境优美，这些构成了一处良地，使被赶出城的汉官、文人们乐于在此聚居。

回头再看内城的旗人，反有诸多的不如意。尽管住在内城意味着身份高贵，但当大局稳定，各人的名分已定，才发现内城太过寂寞萧条。因为皇帝的诏令不但禁止了商业，还取消了戏院、茶馆等所有娱乐场所。城内的街道、胡同口设了一千七百多处栅栏，栅栏上有门，全城实行宵禁，每天起更后，便将栅栏门关闭。不少旗人在内城倍感压抑，他们有时到城外参加宴会，特意流连到深夜，等到城门为上朝官吏开启才趁机进城，人们把这称作“候城门”或“倒赶城”。

尽管北京的胡同内外有别，但里里外外都有各自的历史与回味。在内城的片区里，首推的就是什刹海。

清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明代“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基础上，连表面上存在的郡国形式也给取消了，仅给诸王以封爵的美名。由于无“国”可就，诸位王爷只能通通把府邸建在京城。

不过，具体选址在哪里，可不是王爷们自个儿说了算，要由皇帝御赐，而且，建造的王府还属于“公宅”。公宅意味着什么？就是没有永久使用权。清代有一个规定，爵位必须降级世袭，也就是说第一代若为亲王，下一代为郡王，再往下为贝勒，以此递减类推。如果后代爵位降级到一定程度，身份与宅邸不再匹配，就得随时卷铺盖走人。

既然是皇帝御赐，所选位置自然有亲疏远近。像雍正朝的理郡王弘皙，其父胤扔是前朝的被废太子，自己又曾是深得康熙帝喜爱的皇长孙。雍正帝一登基，便把弘皙的府邸迁到了德胜门外的郑家庄，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他的子嗣才被允许迁入内城。

能住到什刹海胡同里的王爷们，大都位高权重。清代一共有十二位爵位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其中的三个府邸都集中分布在什刹海，它们就是恭亲王府、醇亲王府、庆亲王府。除了铁帽子王府，什刹海王府总数也不少，仅在毡子房胡同上，就有阿拉善王府与恭亲王府。

那么，什刹海一带的胡同为什么会倍受青睐呢？原来，元朝开辟了南方到京城的漕运河道，这条河道在京城的停泊码头就是什刹海。所以，自康熙年间，什刹海就被提高到了御苑的地位，还委派了苑垂、苑副等大小官员监管，并颁布了“非御赐，不准引用什刹海水”的条例。

什刹海成为了没有宫墙、宫门的禁苑，周围的地段也跟着身价倍增，住在什刹海的胡同里，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王爷权贵们自然趋之若鹜。

除了御苑的身份，什刹海还有一处别地儿没有的地利—毗邻紫禁城。到过天安门的人都知道，在长安街上分别有两座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在明清两朝，它们是官员们进出皇宫的门户。清代明之际，明朝末代崇祯皇帝，从东华门逃出，自缢于景山，于是，东华门便被认为沾了晦气，大多避而不用。临近什刹海的西华门，便成了大臣们进出皇宫的门户。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也使得什刹海成为官员们修建府邸的首选。

不仅是王爷们，清代的许多重臣也都相中了什刹海。三朝名臣索尼、清初大学士明珠、乾隆朝四库全书正总裁于敏中、显赫一时的和珅，包括后来的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和盛宣怀，都先后在此置宅。清代盛行的所谓“东富西贵”一说，从什刹海权贵云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