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文称：似乎在一夜之间，80 后一代集体变“老”了。他们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一声接一声地叹老……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由此引发一场关于“80 后何以暮气沉沉”的讨论。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仁殉难时只有 31 岁，是 100 年前典型的“80 后”。当时的“80 后”很多都是有大思想、大抱负、大作为的年轻人。

1913 年 3 月 20 日，正当风华正茂、年轻有为的辛亥革命领袖人物宋教仁应民国政府总统邀请，从上海乘火车赶赴北京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政控”在火车站遇刺身亡。

他年轻生命的终结，使得国家和人民再次陷入了混乱。

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从此进入一个生死分水岭， 以致无疾而终。

那么，作为年仅 31 岁的革命先行者，宋教仁到底是谁？视他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又是谁呢？

宋教仁出生于 1882 年 4 月， 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宋教仁 6 岁进入私塾读书，17 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宋教仁少时就有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读书时尤喜政治、法律学科。

1903 年， 宋教仁跟随黄兴走上了革命道路。1904 年底， 由于起义流产，宋教仁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西方的制度理论。这些新理论、新思想如涓涓细流， 注入青年宋教仁的灵魂，成为他后来起草宪法、主张宪政治国的活水源泉。

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清廷后， 宋教仁开始扮演民国宪政设计师的角色，主持起草《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该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带有民主宪政性质的法律文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负责新政府的法律制定。1912 年 3 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受邀当上了农林总长。3 个月后，他发现有人试图把控国会，愤而辞职。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轻人推上了风口浪尖。1912 年 8 月，在宋教仁的游说之下，同盟会与众多小党派合并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并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随后宋教仁南下宣传国民党政治主张，使民主宪政舆论空前高涨，成为当时势不可挡的潮流。1913 年 2 月，国民党最终以绝对多数票赢得国会大选，获得组织内阁政府的大权。

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政治的春天。这个“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后来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 当时都是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被后世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者，又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宋教仁到底有哪些非凡之举呢？

在宋教仁的宪政生涯中，写作是他的利器。他能说更能写，一人身兼记者、编辑、杂志社社长、报社主笔、翻译家、自由撰稿人、政论研究者等多职是家常便饭。1904 年 11 月，宋教仁赴日留学。在日本的5 年里， 他创办了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还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1910 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 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还翻译引进《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大量西方国家的政体书籍，形成了系统的民主宪政观念。

在宋教仁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有许多名言名句，如：“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定志而勉之，天下无不可成之事”；“政府固所反对， 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 等等，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报效国家，为民族前途奋斗。

宋教仁不仅是宪政理论家，更是革命与宪政的倡导者、播种机和实干家。黄花岗举事失败后，同盟会陷入低谷，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宣传革命，进而有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为了唤起湖广新军的觉醒，宋教仁曾多次深入新军中间，与他们谈家事，交朋友。

袁世凯任临时总统时，宋教仁代理国民党理事长主持党务，全面致力于推广宪政和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他奔走各地，批评时政，讨论国是。一场场演讲会上，总是听众云集，人山人海，“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听过宋教仁演讲的人回忆道：“……那演讲确是切爱国之谈， 敬仰之心不觉油然而起。”

据说，宋教仁的演讲才能获得秋瑾亲自悉心指点。当时，秋瑾在日本留学时举办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宋教仁是该会成员，在演讲练习会上，秋瑾经常指导宋教仁发表演说。演讲才能日后成为宋教仁传播真理的利器，正是依靠卓越的演讲才华，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推广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征服了无数国人。历史学者梁江涛先生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孤独舞者”。100 年前的“80 后” 宋教仁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宋教仁就像一把剑，刺向哪里，哪里腐败肌体里就会有新的生命孕育成长……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宋教仁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始终在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奋斗之中，从这层意义上，宋教仁不仅是 100 年后“80 后”、也是所有时代年轻一代的榜样。

宋教仁能说会写，他决不是那些光说不练的教条理论家，他是一名勇敢的践行者。他性格刚毅，果断勇敢，严谨务实，胆大心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止一次在血雨腥风的实践中历练，干出一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大事业。比如，史称“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正是其政治实践的杰作之一。

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了大量的假证据宣称间岛属于日本领土。

宋教仁拍案而起，亲自到当地考证，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考证，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 终于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拿到这一书稿如获至宝，在谈判中占据主动有利地位，一举击穿日方制造的谎言，最终使日本放弃侵吞阴谋。

《间岛问题》为清政府戳穿了日本编造的伪证，从而保全了一块重要的国土，宋教仁成为了国家的大功臣。当时慈禧太后叹道，说这样的人才不为我所用，甚为可惜！她准备赏宋教仁四品京官，赦免他先前反清的“罪行”。但宋教仁都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这个一身文武功夫的“80 后”，早年为了民族大义，身家性命全然不顾， 奋笔著书捍卫国土。那段时间，日本人把他视为眼中钉，清政府把他当作通缉犯。

宋教仁具有个性刚强、宁折不弯的品质，他这个“80 后”很能忍辱负重！宋教仁的人生中有过两次挨打的经历流传很广，这两次挨打的经历恰恰展示了宋教仁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和干大事者必须具备的隐忍谦让、委曲求全的博大胸怀。

1912 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在决策层讨论商量两大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是要不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二是要不要以迎袁赴南京就职为名，在路上设下埋伏，将袁世凯一举拿下，免除后患。

当时，宋教仁坚决反对以迎袁为名，滋生不义事端，破坏共和。他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秘书长马君武便出言不逊，大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说客，要出卖革命……紧接着冲上前来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

宋教仁还有一次著名的挨打是在 1912 年的 8 月 25 日，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当读到新党章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突然冲到坐在主席台的宋教仁面前，一挥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的宋教仁众目睽睽下挨了唐群英的耳光，“好男不跟女斗”，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躲闪一边。

这个敢于冲上主席台抽领导一耳光的唐群英，人称“四姑奶奶”， 是早期女权运动领袖、辛亥革命功臣、女权运动先驱。她在秋瑾的影响下， 投身辛亥革命，成为一代“双枪女将”，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功劳。看了唐群英一大串赫赫功勋，就不难理解当她听到新党章不接收女党员时的义愤填膺、失控打人了。

作为当时的“80 后”，宋教仁就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忍让品质，一时成为民间谈资，名声远播，而让其青史留名是一本《临时约法》。

他被称为“民国第一议会迷”。与其称为“议会迷”，不如称他为“宪政控”更为贴切。“宪政约法”威力无穷，宋教仁看好宪政，一往情深， 艰难险阻，不离不弃。《临时约法》是宋教仁熬了一个通宵，奇迹般地写出来的，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部良法。

正是这部奇迹般的《临时约法》，奠定了宋教仁在当时政党选举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在 1913 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在预定的 700 席中，

获得 392 席；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得票总数，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宋教仁由国会多数党推举为内阁总理，已然是顺理成章。为此， 袁世凯几次邀请宋教仁筹谈国会开幕及组阁事宜。对此，章太炎极力推崇宋教仁的才干：“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如果不是后来遇刺身亡，内阁总理一职非宋教仁莫属。

百年中国梦，岁月多蹉跎。宋教仁对推行宪政特别执着痴迷，以至于争分夺秒，迫不及待，冥冥之中似有某种暗示，历史留给宋教仁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只争朝夕，加倍努力。

就在宋教仁四处演讲，声望如日中天之时，政坛对手嫉恨之下在其背后开了黑枪……

1913 年 3 月 20 日晚上的上海火车站，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之际，宋教仁正要以党首身份赴京组阁，在他走向剪票口时，人群后闪出一个身材短小的人，窜至宋教仁身后，抬手一枪，近距离击中宋教仁右肋，宋教仁身子一晃，栽倒在地。混乱之中，凶手逃走。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送行者慌忙扶住宋教仁，只见他咬牙闭目，面容失色， 鲜血却已经从他的腰部直涌出来。3 月 22 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这一声枪响，残酷无情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消息传开，举国震动， 江苏省警察厅责无旁贷，承担起了侦破和缉拿凶手的重任。警方收到相关证据材料后，很快查清与赵秉钧有关，随后有人指责背后主使可能就是袁世凯，立即举国人心震动，舆论为之哗然。

宋教仁遇刺发生后，当时北洋政府的司法独立运作体制，显示出了高效率的新气象，令今天的人们都感到难能可贵。案发后仅 3 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更值得玩味的是，案件牵涉到了好几位中央级的官员，地方警察将他们一个个打出原形，拖带出来。案件在上海开审时，因民国总理赵秉钧有重大嫌疑，被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当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依法办事，直接向国务院发电，传唤民国总理赵秉钧。在盘根曲折、官官相护的环境里，还能做到司法独立办案，得到国内外社会舆论的赞誉，值得一提的是， 有涉案嫌疑的袁世凯在此期间并没有做任何行政干预，而是支持一查到底。

案件在调查进展中，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涉嫌杀人的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后神秘暴死上海狱中。1914 年 1 月，应桂馨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赵秉钧亦不久突然死在天津家中。由于涉案重要人物一个接一个非正常死亡， 证据链条的断裂导致案件就此搁浅，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头案”。后来，关于宋教仁被刺案的元凶有种种版本，比较流行的有国民党内讧一说。

宋教仁遇刺最直接的后果是，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暴力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流亡海外，表面上看是孙文个人的失败，实际上直接导致当时勉强制衡中国实现民主的两大派系就此失衡。因为国民党人的自废武功导致北洋系开始独霸天下，袁世凯乘机以国民党人叛乱为由，下令取缔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资格。两个月后，又下令解散国会。袁世凯及其拥护者认为实施民主后中国反而越来越乱，索性于

1916 年称帝，准备实施中央集权的威权统治，这段时间民国的政治发展开始背离了宪政。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宪政制度这一宋教仁短暂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花朵，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凋谢了。

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宪政的大好机会。

诚如梁启超所说，宋教仁之死，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规复之损失，非直为宋君哀， 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我们不妨假设，宋教仁先生没有死，那么，他该会有怎样的作为， 中国又会怎样？再退一步假设，如果宋教仁死后，孙中山不是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而是尊重与遵循宋教仁宪政的基本路径，甘心居野推动中国民主建设，将党争、派别斗争纳入法治轨道，将宪政进行到底， 那当时与后来的中国又会怎样？

然而一百年的历史早已掀过那波澜壮阔的一页，后人只能扼腕长叹： 中国，为什么总是错过……

宋教仁的政治蓝图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妙的宪政国度——“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 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他们此”。这就是百年前一位“80 后”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