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玩手机：不玩游戏干啥？
在新周刊上读到的《中国穷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机废掉》（以及后来又读到《中国青年报的《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已经是旧文了，但读来仍觉内心难以平静。决定接下这个第二落点，讲讲智能手机、传播技术与阶层沟壑之间的关系。
中国穷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机废掉吗？
看看下面的这些配图：
看看农村儿童的日常：
绝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一进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杨晓龙便开启了“游戏模式”——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的时候，也要“血战到底”。
“不玩游戏干啥？”正在玩游戏的杨晓龙头也不抬地反问。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活动、补习班，甚至没有父母在旁管教的乡村，还有什么比游戏更具诱惑？
再看看下面这组数据：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农村青少年网民数量约为7921万。
其中，近700万自制力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了网瘾的首要受害者。
《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基于2017/2018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在“每天玩4~5小时”以及“每天玩6小时以上”这两个时间段，留守儿童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玩4~5小时”分别是18.8%和8.8%，“每天玩6小时以上”分别是18.8%和8.2%。
真实的境况，在农村里走一走看一看访一访获得的真实观感，恐怕比上面的数字更要让人忧虑。
智能手机，实际上成为遮掩阶层差距同时又扩大阶层差距的技术因素。
通过手机，穷人的孩子得以接触外部世界，一窥某个光怪陆离、精彩刺激的城市文化主导的“高级文明”，在付出不知代价有多大的无数时间、精力，沉迷其中后，却发现那个世界和文明，毕竟不属于自己。
这让我想到传播学者赵月枝讲到过的自己决定转向乡村文化研究的缘由之一：
有一件事使我刻骨铭心，产生了强烈的把批判研究落实到“地面”和“村庄”的学术冲动。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去超市购物时，无意中看到一份免费的温哥华华人报纸《环球华报》，头版头条竟是两位云南青年与一位浙江缙云县青年通过网络相约自杀的故事。最后两位云南青年只来了一位，与那位浙江青年一起自杀于我老家所在的缙云县新建镇的一家小旅店，而那位浙江缙云青年是河阳村人，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个村庄。
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震惊，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有了手机之后干什么？这个我曾问过的重要问题于我有了新的迫切性，而这不是发展传播学所能解决的。
这里所谓的“发展传播学”，是指“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发展传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电视、电脑还是手机，作为信息科技产业和产品，一直承载着以传播技术来改变贫困、以传播技术来跨越阶层的美好想象。
但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中国穷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机废掉》以敏锐视角，重新把这个阶层伤口撕开给读者看。
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一个网瘾层面的问题，或者媒介素养的问题。因为网瘾作为一种症状，是大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在农村儿童心理的投影；因为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在于赋权青少年，学习社会参与，表达自己声音。但这种赋权是无力抵抗甚至会遮掩政治经济层面的真正严峻问题的。
如果我们的发展方式仍然是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北上广的资本麾下谋求糊口的工作机会，那么中国穷人的孩子，在家庭断裂、“读书无用”和百无聊赖中，留守儿童只能在各色各样新奇传播技术的捕获下，成为“被废掉”的一群。
的确如新周刊文章的作者所说：“一块屏幕可能会让农村孩子突破阶层，但也可能成为毁了农村孩子的利器。”尤其我们再读到——《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穷人更喜欢和更容易沉溺于屏幕和电子产品，而富人们崇尚不玩手机，不打电话，不上社交网络，不回电子邮件的生活——这种反差对比更加强烈。
农村少年的手机成瘾、网络游戏对农村儿童的吞噬，所揭示的最为本质的问题，我认为在于：第一，在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民主性，使得我们的民众包括农村儿童，得以更为便捷地接入现代信息网络（你很难想象印度的农村儿童也能像中国留守儿童一样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玩网络游戏）；第二，这种信息层面的民主和平等，与经济、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形成强烈反差。
于是乎，这些孩子们“只有在游戏中她能‘嗨’到忘我”，才能体验一把“王者荣耀”，“但回到现实却尽是平淡和无趣”。
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沉溺于手机娱乐。说“中国穷人的孩子，正在被手机废掉”，绝非危言耸听。这是整体时代病症和阶级再生产的一个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