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天前，一则“史上最贵药物获批上市，一次治疗费用210万美元（约合1448万人民币，北京三环边一套房）”的新闻引起网民激烈讨论，以下为援引的新闻资料：

FDA批准了诺华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基因疗法Zolgensma ，用于两岁以下SMA。定价为210万美元，成为制药史上单价最贵药物。

（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SMA：脊髓性肌萎缩症，通常表现为肌无力，肌萎缩，主要患者群体为2岁以下的幼儿，严重者最终会无法行走、进食，甚至无法呼吸，很可能活不过2岁。大多数2岁前发病的患者，会在15岁时完全丧失行走能力，并引发多种并发症，需要重大的医疗干预和护理才能维持生命，此前一直无药可医。）

乍一看，这则新闻很是夺人眼球，史上最贵的一支药物，竟然高达1448万人民币，可谓将百分之九十九的穷人患者拒之门外，有人说生命无价，为救孩子的命多少钱都值，也有人说当年青霉素刚研发出来的时候，价格也是堪比黄金，但随着时代发展，如今已是人人消费得起。

但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被称为“史上最贵药品”的新药，对于普通人，尤其是穷人患者来说，根本就不公平。

相关的讨论持续不断，对此我想表达不同的看法，现代经济社会由于制药成本极其高昂，很多特效药的定价之高也能使人理解，虽然看似千万元一支的药物贵到离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这种药会越来越便宜，即使价格很高，但总归是让绝症患者有了被治愈的希望，最后还是可以惠及全社会。

看完这则新闻以后，我又联想到一则与医药相关的历史故事：

宋代皇帝宋宁宗赵扩，在他身为郡王，还没当上皇帝的时候，某日突患尿频，最高峰极其夸张，一天一夜加起来竟能如厕超过三百次！

几乎间隔一分钟，就要排尿一次，这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与健康，已然造成了极大困扰与伤害。

一群国医御医对此皆束手无策，而由于过度尿频，导致赵扩体内水分与营养流失巨大，且日渐虚弱，眼瞅着赵扩的病症无药可医，有大臣便举荐医家孙琳来诊治。

结果孙琳在简单了解过病情后，便找人采买“蒸饼，大蒜、淡豆豉”这三样百姓家中最常见的食物，再将这三样全部捣碎，捏合成药丸，告诉赵扩需以温水服下三十丸，每日共服三次，并说：“今天先喝三服，排尿的次数就会减少三分之一，明天再喝三服，就会减少三分之二，到了后天，郡王的病便可痊愈。”

赵扩当即服下，果不其然，谨遵医嘱服药的赵扩，在第三天果真痊愈，一连多日的尿频之症也药到病除。

赵扩当即龙颜大悦，于是赏赐孙琳千緡白银。

（注：宋时一緡为一两。）

宋宁宗·赵扩

事后赵扩就问孙琳，这么多国医都治不好我的病，你怎么凭借这三样最常见的食物，就能治好呢？

孙琳笑着反问，儿童为何会尿频？就是因为尿道不通，有堵塞之处，这三样食物虽看似平常，却均能利尿，因此给陛下服此药，便药到病除。

于是民间盛传，孙琳“一方值千緡，唯皇帝独享”。

《爱竹谈薮》所载《一方千缗》：
宋宁宗为郡王时，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国医妄措，或举孙琳治之。琳以蒸饼，大蒜、蒸饼，大蒜、淡豆豉三物捣丸，令以温水三十丸。曰：今日进三服，当减三之一，明日亦然，三日病除。已而果然，赐以千緡。或问其说。琳曰：小儿何因有琳？只是水道不利，三物皆能通利故尔。若琳者，其语医矣。

这个故事虽然有趣，但也反应出医药的价格，在古代某些特定的时候，根本无法衡量其具体价值，我们来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很好理解了：

前提，宋宁宗赵扩当时为了表达感谢，赐给孙琳一千两白银，按照宋代时的货币购买力来衡量，一斤米价约为4文钱，一两白银为1000文，换算成米价，也就相当于能买250斤大米，那1000两白银便足足有250000斤大米。

这已经算是普通百姓一辈子都吃不完的粮食，单纯从这点看，赵扩赏赐给孙琳的一千两白银，足够他后半生衣食无忧，而且当时江南园林最贵的一座宅院，也不过二三百两银子，可见孙琳除了能改善居住条件，还能留有大笔资金可供开销。

但这1000两白银，却非宋宁宗单纯买孙琳的方子，而是表达对孙琳能够治愈自身尿频症的感谢与医治行为的酬劳，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不是孙琳提供这一药方，宋宁宗很可能就会尿频身亡。。

这也就反应出一个本质问题，医药与人的健康生命具备直接联系，为了求得良药，确切来说是为了换取健康，人们在潜意识里会认为“只要能把病治好，就算是砸锅卖铁，花多少钱都值。”

因为药品虽然有价格，但换来的生命与健康，却是无价的。

药品在“患者”与“健康”之间，实际是充当着一种“工具”的角色，即，用药品这种工具，能够获得健康，而为了获得这种工具，即使价格再贵，也会有人掏钱购买，因为能够用可以衡量的金钱，去换取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命，怎么看都很“值”。

对于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者来说，用金钱购买的并非是药物，根本意义购买的其实是生命与健康，而这一支价值1448万人民币的新药，实际上也只是作为获得健康的工具，在无价的生命面前，即使再贵，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就比如前文所说的宋宁宗，他日当上皇帝以后，若不幸又患上其他病症，为了治病，即使千金散尽，他也必定在所不惜，毕竟药品的意义是工具，而能够将生命延续，保持健康生活，才是根本。

所以我想建议网上很多朋友，不要看到此类天价药就一味的嘲讽批评，我们应当透过表面现象思考问题背后的本质。

尤其是像上述新闻中所说的特殊药物，由于全球范围内患有SMA（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者本身数量就极少，而研发此类药物的成本又异常高昂，因此将研发成本分摊到群体极少的患者身上，自然价格高才能收回研发成本，所以定价如此之高，并非真的漫天要价，其背后的确有着合理的现实考量与商业逻辑。

据“遗传与疾病论坛”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SMA患者人数约为3万——5万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某些高昂药品的价格之所以高昂，也是因为“其本身的研发成本巨大”与“药品稀缺性”，以及“患者群体数量较少”这三点原因，就比如我前文所说的那则新闻，价值1448万人民币的新药，能够一次性治愈绝症，实际上它本身的意义在于所对应的是“脊髓性肌萎缩”这种百万分之一概率的罕见绝症，从全球七十亿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患者比例来看，不论药物本身，还是患者群体，都具备极其罕见的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是其他药物与疾病所不具备的，我们打个比方就非常好理解：

比如武大郎卖炊饼，因为附近三条街的人，每天都得吃饭，所以他不愁自己做的炊饼卖不完，而且制作炊饼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很低，所以即使武大郎炊饼定价很低，也照样能赚回成本，因为“吃饭”是刚需，人人每天都得吃面食，不愁没人买。

但隔壁卖烤鸭的王二却不这么想，因为一是烤鸭本身需要复杂的流程工艺，二是作为原料的鸭子也比做炊饼所用的面粉要贵，所以烤鸭的制作成本要远远高于炊饼，那么为了考虑到收回成本，更由于吃烤鸭并非刚需，所以纵观整条街，吃烤鸭的人肯定要远远少于吃炊饼的人，那么为了尽可能从吃烤鸭的少数人里收回成本，王二自然会把烤鸭定价很高，如此才能赚到足够的钱，继续投入到第二天的烤鸭制作，否则长期下去，王二如果把烤鸭卖到炊饼的价格，那他自己就会饿死。

换成医药也是这个道理，可能会略有不妥，但我想表达的商业逻辑是相同的，在此类药物问题上来看，之所以定价高正是由于其药物本身的稀缺性，以及患者需求的稀缺性所决定，毕竟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种药品，那么医药公司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研发成本，为了不饿死自己，只能将研发成本分摊到患者的身上，这是合情合理的商业逻辑，而非无理取闹的狮子大开口。

但既然这类药品已经问世，且多次临床试验表明能够治愈SMA，那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就像青霉素的研发，一开始也是处于垄断地位，价格一度与黄金持平，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将青霉素从等同于黄金的高价，通过市场竞争与成本降低，逐渐变成了惠及全人类的大众药品，如果当初研发出青霉素的公司，没有收回成本，也就没有更多资金投入到陆续的研究，更无法通过改良手段降低其成本，那么现在的人类社会，估计还会受到没有抗生素对抗多种细菌感染的困扰，而由于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结束了传染病几乎无法治疗的时代，并以此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抗菌素新药的热潮，随着越来越多的抗生素被发现，人类由此迈入了能够通过技术合成新药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8年首次发现青霉素

有的朋友或许会说，可是患者不一定都是富人，这种药如此之贵，那对穷人会否不公平？

这种观点其实有失偏颇，在此类药物出现以前，其实富人穷人都治不好，而研发出以后，虽然只有富人能够治好，穷人还是治不好，比较来看，其实穷人并没有损失什么，反而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与希望，这种药必然会在以后慢慢降价，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受到惠及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但你并不能因此就要求医药公司把价格定的非常低廉，那对于医药公司来说又不公平，起码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受益，同时还能让医药公司收回成本并盈利，以此才能获得更多资金投入到进一步的研究中，并陆续降低研发成本，那么到最后，实际上惠及的还是全人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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