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代，第三次大规模地搜罗整理图书，是在唐玄宗时代。隋唐时代，政府曾经三次大规模地主持搜罗整理图书。

编者按：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也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形象地说，唐宋时期是古籍善本和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期是散叶期。由此，“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推出“古籍里的中华文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邀请权威专家撰写。文章将探讨中华善本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意义和做法，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历朝历代善本的发展、流传和重要影响，及其对当时文化和出版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中华善本如何进行再生性保护和网络化传播提出中肯建议。

自周秦以来，我国历史文化呈现绵延连贯的态势，有随时代而变迁者，亦有相承而亘古不变者，如顺天时、重术业、明人伦、尚德化，则一国文化之根本，用篆籀之时如此，用隶楷之时仍如此；用鼎俎之时如此，用盘碗之时亦如此。而能纲纪其间，使其精神文明瓜瓞绵绵不绝者，全赖文献之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古籍善本。中华善本是指经过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中华善本传续着千年中华文脉，是中华文明续火之薪。提到古籍善本，我们常常会立刻想到宋版、元版图书，稿本、抄本图书，很多时候，善本是孤本秘笈的学术称呼。善本的概念，是伴随着版本学而诞生的。从宋代开始，有了刻书(雕版印刷)的行业，图书的传播因时代绵延，又出现了不断地修订和翻刻、重刻。那么，宋代之前图书又是何种情况？宋代之前有善本书吗？前善本时代的古籍文献又是什么形态？本文将解释这些问题。

吾国先贤先哲，最重文献，自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群书，成《别录》《七略》，大凡图书三万三千九十卷；曹魏郑默、荀勖，制《中经》《新簿》，合四部之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此后三百年间，分合靡定，战乱频仍，图书屡聚屡散。隋开皇间平陈，南北一统，经籍渐备，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唐初武德中，以见存图书分为四部，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间尚多有重复相糅。此唐以前古籍存废之大概情形。

唐宋之间，为中国古代历史一大变革。图书之流传，亦以唐宋为一大界限。唐末以后，雕版印书，渐次流行。图书不再依靠抄写作为传播的唯一渠道，而版印书籍复制较易，流传较广。因版本不同而产生差异，由此诞生了版本学，而校勘学也较前代为盛。藏书，也不再为宫廷和官府所垄断，遂有大量的私人藏书家出现。

隋唐时代，政府曾经三次大规模地主持搜罗整理图书。先是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遣使人搜访图书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抄写校定之后，原书归还本主。灭陈统一之后，南北经籍逐渐向长安、洛阳汇集。当时召募天下工于书法的士人，如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补续残缺图书，抄为正副二本，凡三万余卷。隋炀帝即位，再次下令整理图书，并限定秘阁之书，只准抄写五十副本，又分图书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此时图书仍需装裱成卷子式样，固配以豪华的卷轴，弥显珍贵。但隋代藏书，多在洛阳，随着岁末的战乱，此批图书大多散佚。

隋唐时代，第二次大规模地搜罗整理图书，是在唐高祖、唐太宗的武德、贞观年间。一时名臣令狐德棻、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次为秘书监，以经籍亡逸，请购募图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并奏引学士校定，于是群书大备。

隋唐时代，第三次大规模地搜罗整理图书，是在唐玄宗时代。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整理经籍。唐玄宗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至开元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孤本秘笈，由官府借阅缮写。至开元九年，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凡收载唐内府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此后毋煚又节略《群书四部录》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四部四十五家、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唐玄宗时代，于长安大明宫光顺门外、洛阳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由太府按月供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按季供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岁供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及四部书成，唐玄宗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看缮写校订之图书，无不骇其广博。然而，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相继陷落，乾元殿藏书荡然无存。

此后历朝皆陆续购募，甚至派员远之江淮搜访添写。到唐文宗开成初年，四部之书逐渐重聚复完，凡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分藏于十二库。及至唐僖宗广明年间，黄巢之乱，两京再度失守，宫庙寺署焚毁殆尽。及至朱温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古书遗籍尺简无存。北宋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时，以唐毋煚的《古今书录》为蓝本，而有其名亡其书者，已然是十之五六了。尽管如此，欧阳修等还是经过整理鉴别，增加了《旧唐书？经籍志》所不录的唐人著述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卷。

正是有赖于这样一次次聚集整理，屡散屡收，中国古籍自先秦以来才得以绵延不断地流传。欧阳修在编《新唐书？艺文志》时总结，古往今来的图书，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当然是古典经籍，圣人所传之六经，“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第二类是古今各行业的精英人物的著述，虽然与圣人之道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第三类是俚言俗说，不登大雅，但是竟然也“猥有存者”。欧阳修感慨，书籍的凋零磨灭抑或能存世流传，“亦其有幸不幸者欤”。当然，古代图书流传至今，存在着偶然因素，然而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多是菁华和精品。而有些图书的传世，确实有非常特别的因缘。

在近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前，唐代图书真本和面貌，普通读书人已经极难见到。例如，唐代曾经非常流行的一位“打油诗”作者王梵志，生活在初唐时代，诗歌通俗而略带禅意。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著作中多有记载，《诗式》《云溪友议》《冷斋夜话》《诗话总龟》《鸡肋篇》《唐诗纪事》《苕溪渔隐丛话》《说郛》《禅林钩玄》等录有王梵志诗。甚至，早在中晚唐时期，王梵志的诗歌已经传到了日本，可能是因为他的诗过于俚俗。例如，他的一首名诗《梵志翻着袜》云：“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不登大雅，又饱含人生哲理。恰是如此，其诗逐渐散佚。《宋史？艺文志》还著录其诗作一卷，到了清代编《全唐诗》竟未收其作品。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在“敦煌遗书”中才又重新发现了王梵志的诗，使得沧海遗珠，重见天日。这是古代写本得以流传至今的功劳。

除了写本之外，唐代碑刻文献，也是流传至今的重要瑰宝。儒家经典，代表了西周贵族官学的旧传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瑰宝，也在两千年间不断被诠释，以重塑意识形态中的价值意义。和世界很多文明不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且最为完整的儒家经典文本，是唐代的开成石经，距今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而欧洲的一些古代经典传播，历史却是中断了的，是依据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的成果，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又从阿拉伯语重新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古代为了保存最为重要的文献，有将文字刻成石经的传统。东汉、曹魏时代，都曾将儒家经典刻成石经。到了唐代，唐文宗开成二年，将儒家经典十二经(与后世十三经较，缺《孟子》一书)刻在114块石碑上，加以保存。该刻经工程，前后绵延七年，刻了儒家经典六十五万余字，刻成之后，立于唐西京长安国子监之内。历代以来，校勘经文，都参考开成石经，它是目前最为古老而完整的儒家经典文本。

隋唐在国力和武功上，无疑是辉煌而有开拓精神的时代。在文化上，隋唐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无论是刻制石经，还是多次集结整理图书，都为今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而隋唐两代近乎奢侈的抄写整理图书的行动，更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精神文明成就的尊崇和呵护。由此我们说，汉魏时代是文明成果的培植期，唐宋时代是文明成果的开枝期，明清时代则是文明成果的散叶期。没有隋唐时代以国家之力的刻经、聚书、抄书，就没有后世的文化昌盛和经典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