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午餐八年：黄金一代调查记者的不老传说
摘要：于是在2011年，也就是中国媒体最后一个“黄金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有那么一群做调查报道的记者觉得要实际行动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聚合在一起，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在免费午餐八岁庆生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媒体人公益兴起十年来，为什么只有邓飞、王克勤、孙春龙和杨锦麟等少数媒体人坚持下来了。
5月18日，中国杭州，免费午餐八岁庆生会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图书馆一楼会堂举行。
作者|四川来客 来源|南友圈
同一天，一篇《21年了,还是没人敢说出孙小果生父的名字！》在朋友圈疯狂刷屏：
21年前，孙小果让整个昆明陷入恐惧。
21年后，孙小果让整个中国感到压抑……
这篇迅速突破10W+的爆文特别提到一个细节：
1998年，《南方周末》调查记者余刘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昆明在呼吁：铲除恶霸孙小果》，当天，孙小果父母给南周打电话：“你一个南方周末的小记者算什么，我一月之内让你进监狱”！
后来，余刘文没进监狱，孙小果被昆明中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孙小果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高院提起上诉，云南高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后，官方和媒体再无披露孙小果的消息，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孙已被执行了死刑。
万万没想到，21年后的扫黑除恶严打风暴中，孙小果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竟然再次被打掉了，并且根据官方披露，这个孙小果正是21年前的那个孙小果。
全国，哗然。
1
这个消息，也让另一位前《南方周末》调查记者、免费午餐发起人之一的刘长深感沮丧，甚至有些愤怒。
“很多事情我们都呼吁过，今天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叫孙小果的人已经又摇身一变，现在继续还在为非作恶，直到这一次扫黑除恶又被抓进去了。”
现已转型当律师的刘长，在演讲中借此案例谈到了媒体人的无力感。
免费午餐发起人、前南友刘长讲述免费午餐八年往事
刘长说，一般认为中国的传统媒体有一个最后黄金十年，它的起点是200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叫做《孙志刚之死》的报道。
我们把它作为传统媒体最后黄金十年的起点，那么它的顶点我们认为正好是居中的那一年，也就是200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汶川地震、奥运会等，那一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能够载入新闻史册的报道。
在这个黄金十年，就会有所谓的“黄金一代”，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优秀调查记者。
刘长说，上海复旦大学老师陆晔曾做过研究，得出一些结论，其中有一些是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都出生于城乡结合部，拥有一个不太幸福的童年，比较有同理心。
无独有偶，2010年至2011年，时任中山大学新闻学副教授张志安带领的课题组，针对中国调查记者行业也做过一次总体普查，发现湖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
调查“湘军”为何蔚然成林？湘籍记者内部也多有讨论。
刺猬公社创始人、《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前首席记者叶铁桥回忆说，在一次饭局上，曾当过记者的湘籍作家十年砍柴认为这源于湖南民风，湖南人是“白天爱看牛打架，晚上唯愿火冲天”，好动不好静，好事、好围观、好打抱不平，不好过安静日子平淡生活。
这种民风，用湖南方言说就是“霸蛮”，即执着、认死理。湖南人总结自己的性格，喜欢说四点：“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
而这四点，正是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应当具备的素质。
叶铁桥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湖南最近出了不少“湘奸”》，发表在南方系媒体大本营的理论刊物《南方传媒研究》上。
文章剖析湖南为什么盛产调查记者另外一个成因——湘籍记者的中坚，成长多受到南方传媒基因的影响，但大部分出道于本地。
像邓飞、罗昌平、龙志、欧阳洪亮等代表人物都是先就职于本地媒体，后就职于有南方系基因的媒体，因而在湖南有极为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们早期的成功，也大都建立在出湖南后对湖南的调查报道。
刘长说，作为调查记者，我们认为很多社会问题只有记录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在2011年，也就是中国媒体最后一个“黄金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有那么一群做调查报道的记者觉得要实际行动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聚合在一起，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著名湘籍调查记者、《凤凰周刊》编委邓飞2000年进入媒体后，热心帮助和提携朋友、后辈，受他影响的有数十人，他后来创建一个全国调查记者互助系统。转型公益后，他也就自然成为免费午餐项目的“带头大哥”。
2
对于刘长将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定义为“调查报道”的起点，他的《南方周末》前辈、资深调查记者郭国松在朋友圈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郭国松眼里，2003年《南方周末》老一代调查记者都已经快走完了，“事实上，2003年恰恰是中国媒体调查报道衰亡的起点。而他（刘长）引用的上海复旦大学陆晔老师那段话，最早出自原南周经济部记者陈涛写的一本书。”
事实也似乎如此。2003年，25岁的邓飞带着他2002年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三篇调查报道，从湖南长沙来到《南方周末》求职——按照当年的规矩，一个省做到前几名的就有机会来南周了，他显然做到了，但他被拒了，他被告知《南方周末》一帮老记者都离开了，报社不再接收各省豪强。
曾在北京举办《无需言说的故事》留守儿童主题摄影展的知名摄影师储璨璨，跟郭国松、余刘文、刘长一样都是从广州大道289号南方报业大院走出来的知名记者。
他回顾自己长达十年的媒体人生涯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揭开伤疤的人，把悲伤与苦痛用最直白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后来转型成为一名导演，在纪录片题材上，也每每遇到这种选择，是粉饰生活的残酷真相给人留下一些安慰，还是撕裂所有面纱，让真实去拷问人性？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准确的答案。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渴望爱，渴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些孩子也不需要我们的怜悯，不需要对我们感激不尽。
相反，我们应该感激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邓飞、刘长等一批调查记者不仅像储璨璨那样看到了人生的意义，而且勇敢跨出了一大步去帮助中国的乡村儿童——希望能够让每一个乡村儿童免于校园的饥饿，都有公平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刘长说，“因为当我们提到四大自由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免于饥饿的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我们要为它而战。”
而邓飞告诉南友圈，他为这个行动做了三件事情：取名免费午餐，明确为何而战和通过微博持续动员组织。
他们认为免费午餐并不只是做了很多学校，或者是让很多小朋友吃饭，他们要做的其实是模式，而这个模式可复制和推广，四句话来概括：
要让“师生同食”，就是老师学生要一起吃饭；
要“就地取材”，说的道理非常简单，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如果你千里迢迢去外地把食材运过去，可能会腐烂变质，会有其他问题，甚至还有因为供应链太长会有腐败问题；
要做到“公开透明”，“村校联合”，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任何权力都要接受监督。
一群记者不可能在中国数以万计的乡村学校亲力亲为，他们选择了智慧地做公益，着力一个组织和制度的提升，放弃多中心、分布式发展。
他们变乡村学校为执行机构，让县级政府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让孩子的父母成为食材供应商，让孩子成为参与监督的传感器。
邓飞提炼了一段心法——转换关系、跨界合作、共同创造，柔软改变。
而一百年前，胡适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讲了四句话，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再造文明、柔软改变，免费午餐这八年来共筹款4.75亿元，按照公募基金连续三年累计支出必须超过筹资70%的要求，共支出3.3亿元，已开餐学校达到1182所，覆盖全国26个省市和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了30万人。
3
在免费午餐八岁庆生会上，邓飞没有上台致辞，也没有发表主题演讲。即便拍大合影，他也会谦让远离C位，直率慷慨依旧，但多了一些低调平和。
去年“米兔”风波，邓飞因为对雷某事件发表意见，被批评袒护同行，引发网络围攻，免费午餐也遭到直接攻击。
为了保护公益项目，他宣布先退出公益，并依法起诉了相关人员。据悉，他目前已经赢了该起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一审和二审判决。
这次，一众明星发来视频，继续支持免费午餐。南友圈也注意到，很多淡出江湖多年的前知名媒体人、公益圈重量级人物和政府官员也来到会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学森专程从北京赶到杭州，从头到尾参加了免费午餐八周年行程满满的两天活动。
他在致辞中感慨万千：“我们从免费午餐开餐学校的孩子们、老师、家长身上，看到这个项目所带来的变化，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家庭负担的减轻，劳动力的解放，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碗饭。”
南友圈特别注意到，戚理事长说去年免费午餐项目遭遇到质疑，但基金会坚持把“最佳公信力奖”颁发给了免费午餐，来自独立第三方的审计报告也公开宣称免费午餐的财务是安全的、完整的，是可以信任的。
曾把邓飞引进浙江的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江宇也来到现场，点赞免费午餐八年坚持，“30万人得到了有营养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江宇说，这十多年来，有两个知名的公益项目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希望工程，一个就是免费午餐，它们都关注教育、关注儿童。
免费午餐项目紧紧抓住了这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免费午餐”四个字这么简单，它带来的示范效应，必将推动全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现场，开餐学校的分享十分感人，有贵州贫困地区老师讲述一顿饭如何改变一个孩子命运，有四川免费午餐学校分享如何通过师生同餐保证免费午餐安全放心，还有青海学校说免费午餐开餐后孩子们饭量大增，藏区孩子放假回家还非常想念学校的免费午餐。
这些活生生的案例让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深受感动。
他说，“看来简单的一顿午餐，或许就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因为教育是在当今社会中摆脱贫困，摆脱愚昧，如果不是唯一的方法，也是少有的几种方法之一。”
他在主题演讲中点评：免费午餐不仅解决了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而且它有着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用一句俗话讲，就是重在参与。
在许小年眼里，免费午餐属于典型的“民间+政府”公益项目，而不是“政府+民间”模式，政府作用、政府规范不可忽视，但核心仍然是民间首创精神和市场化运作，让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可图。
邓飞的老领导、《凤凰周刊》社长兼总编辑孙谦毫不掩饰说，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们为免费午餐贡献了一个邓飞。至今，邓飞还挂着《凤凰周刊》编委职务，证明着周刊对他的一直支持。
有趣的是，邓飞的老同事爆料说，2003年邓飞来到深圳《凤凰周刊》求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孙总，因为孙总当时很想办一份财经刊物，不想招社会类调查记者。
经周刊采编部门多人游说，孙总答应见邓一面，这一见，邓就留下来了，很快成为周刊发稿最多的记者，而孙总也成为最支持最力挺他的人。
孙谦说，《凤凰周刊》办刊理念就是柔软改变，这也应该是媒体人、公益人共同的追求。
“免费午餐和中国所有的慈善公益项目一样，它触摸到的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相同的一个柔软的心，心就是人道主义的人性最柔软的地方，这个心是相通的。
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庄大道和汪洋大海，否则汪洋大海也可能变成小池塘。”
对于外界关注的免费午餐财务问题，免费午餐秘书长苏哲芳在年度财务报告中，称免费午餐基金的财务权一直上交给国字号基金会，每年都有第三方审计公司的严格审计，发起人、管委会和监事会都没有领薪，视财务安全为生命，多方确保了每一笔帐款进出都公开透明。
苏哲芳调侃自己属于无薪水、无限期、无怨无悔的“三无人员”。
免费午餐项目现有37名工作人员，还有若干兼职义工和大学生，一千多所开餐学校，4个稽核人员，去年翻山越岭才跑完了312所，下一步将借助电子手段架起千里眼、顺风耳，才能更加阳光、高效、卓越地完成公益工作。
南友圈还注意到2018年，免费午餐筹款近1.2亿元，这个成绩在经济乏力的大背景下尤为傲人。
据介绍，从2018年5月起，免费午餐已开始链接各方力量推出“质食计划”，积极探索免费午餐2.0——让免费午餐更营养，同时也在倡导公众关注学生营养，唤醒公众对自己以及孩子餐食质量的追求。
2019年，免费午餐2.0新招将陆续落地实践：“免费午餐厨房”专注于改善学校的厨房环境，确保厨房具备提供热饭菜的条件。
“后厨优化”专注于加强厨房管理、后厨培训及膳食指导，保障每一顿免费午餐更营养；“食育小课堂”为孩子们提供食育科普课程，从小培养营养膳食认知理念，帮助孩子们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4
5月18日，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八岁庆生会还发布了新logo，有人开玩笑说，“餐妞妞”是不是吃胖变壮了？这可能也是“餐爸爸”邓飞最感宽慰的地方，“免费午餐如果是个孩子话，到今年她已八岁了。”
此情此景，也让人想到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写的那篇著名《目送》：
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
在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啊
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
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
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
不必追
……
但现在的邓飞似乎也不打算去追。
在庆生会前一晚，在杭州富阳和余杭两区交界的一个山坡，当年的免费午餐发起人们从中国各地赶来聚集，每人一张小板凳，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头顶上是江南最美的月色。
“八年后，我们再出发，我们再次联手，再次跨界合作，再次共同创造。”
这里，是邓飞团队在一片荒地上开创的“花开岭”公益村，也是这位免费午餐“灵魂人物”的下一个作品。杭州富阳区委区政府为公益组织划拨了10亩建设用地，成为中国首例，已然进入历史。
免费午餐发起人重聚邓飞开辟的“花开岭”公益村
“花开岭”是邓飞灵光一闪想出的一个很有诗意名字，经过他们一锄一铲地开荒，曾经的养鸡大棚已经变成了一片公益培训和学习基地，为来自中西部的社会组织赋能，支持他们更好服务各自家乡。
5月19日，花开岭乡创学院正式揭牌，首任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发表讲话，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为中国乡村振兴而奋斗。
媒体和公益终将在山顶相遇，都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尝试解决问题，不同的是，公益走到了第四步——他们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
在免费午餐八岁庆生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媒体人公益兴起十年来，为什么只有邓飞、王克勤、孙春龙和杨锦麟等少数媒体人坚持下来了？
当南友圈把这些问题也抛给了邓飞，他沉默片刻，说：“拿众人资源来做公益，做建设，就要柔软连接，要学习妥协或忍受一些委屈，这可能是很多媒体人迈不过的槛。”
免费午餐这八年，让邓飞他们经常激动的是，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和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国家大力投入农村中小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也覆盖到了6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还有很多省级贫困县怎么办？
可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除了午餐质量问题，可能还要给老师赋能，还要给学生、家长赋能，让这个公益项目变成社会各方都可以参与，自由生发。
“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力量，需要一些更多的方法和工具。”邓飞希望政府、商业和社会三股力量汇集起来，共同创造，一起推动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
“我们的行动主体并不是这些发起人，而是要让我们的学校和地方政府成为免费午餐这一场社会行动的主体。” 刘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