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上海采风》一起走近大家

尚长荣为《上海采风》题字

上月月底，我接到陈思和（上海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电话。“老马，明天有空吗？请你看戏。”“什么戏？”我问。“秦腔《易俗社》，西安秦腔剧院来沪作专场演出。”“要我写文章？”按惯例，我首先想到了这个。“不用。不过周日复旦有个研讨会，如有兴趣，欢迎参加。”许久没有看戏了，也没人邀请，于是，不由发问：“你怎么想到请我看戏？”“最近《上海采风》上你写了不少戏曲方面的文章。我觉得你有点研究。”“啊，《上海采风》，你也看？”“是，办得不错，我每期都看，否则我怎么知道你在干什么。”说着，他笑了。

陈思和指的是，近来我在《上海采风》上连续刊发的《范瑞娟：世间再无“梁山伯”》《傅全香：越剧“程砚秋”》《越剧十姐妹》《1984，上海举行的那场盛大义演》等文章。

说实话，退休后，我已淡出新闻界和文艺界，是《上海采风》杂志又将我推到了台前。一个已经“OUT”的人，是《上海采风》让我重新走近大家。屈指一算，从2010年改刊，八年里已在《上海采风》上发表文章近百篇。深切的体会是：为《上海采风》写稿，还真不易。每篇文章从组织到完成，所费精力与一般创作不能相提并论。

看到如此卖力写稿，有人很不理解，我女儿就是其中一位。看到老爸挑灯夜战，就嚷嚷：“忙什么呀！是不是缺钱？每月付你一万，买断你，怎么样，抽时间教教你外孙女！”

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

其实我还想说，这或许是我的宿命，或者往高尚里说，是我的一种文化使命。我接触了那么多前辈艺术家，他们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为他们树碑立传，不值得我花费心血吗？

戏剧理论家蒋星煜的题字

戏剧理论家蒋星煜生前对《上海采风》曾这样评价：“你们《上海采风》是文艺家展示的舞台，更是文艺家与广大读者和观众交流的平台。”

与这些大家相见、切磋，你会感受到他们的魅力。上善如水，厚德载物，让你为之而乐此不疲。

周小燕：文联办了件好事！

2010年8月28日，是周小燕的94岁生日。《上海采风》当年八月号欲刊用她的专访。

一听说是文联的同志，且是自家的刊物（她视自己为文联一员），周先生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采访时间有限制：一小时。

周小燕讲述“全家福”

果真94岁的她还在带学生，五个研究生，三个本科生，课堂设在她家中。我的采访被安排在上午两节课后的10时。

作为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桃李满天下，她笑着说：“在我的学生中，张建一来自‘工’，小廖（廖昌永）来自‘农’，魏松是‘兵’，工农兵全了！”她精心培养的学生当然不止这些，歌唱家、一线教学人才，全国级的近二十位。

她是教美声的，但她向声乐系建议，每位学生每学期攻下的十首作品中，必须有四首中国歌曲。她坚持认为：“做中国歌唱家，先唱好中国歌。”

采访快3小时了，保姆在一旁催促：“该休息了！”可周先生意犹未尽，正向笔者大谈其观看足球世界杯的观感——原来周小燕还看足球，看着看着，悟出个“团队要旨”：要让球“进门”，前锋、中锋、边锋、后卫、守门，个个必须配合。谁要出风头，耍动作，那永远甭想赢。周先生说，这与艺术同理，一台歌剧，编、导、演、舞美、灯光，一样不可缺，且须协作配合，这就是团队作战。为此她大声疾呼，团队思想由此大大发扬。2006年，她所在的声乐系被评为“国家级声乐团队”。说到这里，周先生哈哈大笑：“你说，这世界杯能不让我看吗？”

周小燕在家接受《上海采风》采访

这篇写周先生的专访《终身教授干终身》发表后，得到了她的肯定。她说，过去有些记者随意拔高，刊出文章有点失真，所以被我称之为“这是报纸上的周小燕”。你们很尊重我的意见，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我。

借《上海采风》的光，就此与周先生保持联系。一年后，文联60年纪念册要刊发先生的文章，周先生竟在电话中征求我的意见。

又过了一年，我陪同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晶看望周先生。那天，交谈中又说到了《上海采风》，她感叹地说，将《上海采风》改为会刊，文联真的是办了件好事。这倒不是因为写了我，而是我觉得它为上海文艺界开了一扇门。你想，我们文艺界现在老人越来越多，可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不通气，我又不好意思去打听，某某怎样了？某某是否还健在？现在好了，月月收到《上海采风》，你可看到老文艺工作者的近况。这不啻是交流的平台，也是我们互相了解的窗口。

徐中玉、钱仁康重拾同学之谊

验证周小燕先生所说。96岁的原上海作协主席、文学理论家徐中玉在《上海采风》中看到了80年前的老同学钱仁康。于是两位老人重拾“同学之谊”。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头书《新编世界国歌博览》，全部被汉译的全世界190多个国家的国歌进入了我的视野。当我得知编著这部文献的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学界的“泰山北斗”钱仁康时，想见这位大家的念头油然而生。

在华东医院东楼，我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音乐前辈。97岁的钱老思路依然清晰，谈起他的专著，说到他的研究，这架被上音人称为学术的“中场发动机”又开始转动。

钱老有专著22部、主编校订参加撰稿图书42种、译著24种、翻译外国歌曲800多首、作曲及编曲298首、翻译古谱172篇等。

音乐大家钱仁康及女儿钱亦萍在医院接受采访

采访钱先生的文章《乐坛耆宿——钱仁康》在《上海采风》刊发后，没想到几天后就被大学者徐中玉先生看到。老同学的踪迹让他欣喜万分，于是忍不住写信钱仁康。由于没有地址，只得请《上海采风》编辑部转呈。

他在信中对钱仁康先生说：很可能您是与我“省锡中”同年级，您在普通科，我在师范科，同年毕业的老同学。您当时就有名，擅长音乐，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您已去深造音乐，却从未见到过。这次前天才从《上海采风》上读到对您的各种可贵介绍。您是值得大家永远记读、敬重的“乐坛耆宿”，您“众望所归”我也有荣，您一定还能贡献许多，当向您学习……

编辑部将信送给了在华东医院养病的钱老。钱老读完老同学的信也分外激动，嘱咐女儿钱亦萍（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当晚给徐中玉去电。电话里徐老声音宏亮，思辨清晰，钱亦平非常欣慰。几天后，正好有会议在华东师大举行，钱亦平特意带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为钱老90华诞而编纂的《论文选》《教育成果目录》和《世界国歌博览》。想到徐中玉教授是中文专家，又加选了一本有文采的钱老研究专著《碎金词谱》送给徐老。

3年后，我去探望徐先生。提起他的老同学钱仁康，先生记忆犹新。他说，我同学中，仁康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学者，他不仅翻译了全世界各国家的国歌，还追根溯源，查证了392首“学堂乐歌”（即百年前的校园歌曲）。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考证者也是他。真是不得了！

那天，徐先生很兴奋，陪着我“视察”他的五万本藏书，笑着说，下回你就看不到他们了，我已全数捐给了华师大和我的家乡。我不由问道，你现在还看《上海采风》吗？他笑了，不看了，现在阿姨看。一旁的阿姨忙说，要我告诉他，上面写了谁，遇到熟悉的，他就叫我读。说得徐老笑了起来：“我99了，眼睛不行了。”

陈钢病房里为《上海采风》题字

近年来，我主要写两类稿：一是为文艺家立传；二是为上海文化大事件作记录。

195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登上舞台。《梁祝》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无疑是一页光辉篇章，然而，围绕着《梁祝》，记者年年采访、媒体报道不断。由于某些媒体的“过滤”，或不当的误传，致使“诞生史”频频失真，甚至在当事人之间生出许多是是非非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两位作曲者同时出现在同一媒体上，广大观众对在《梁祝》这样优美的乐曲声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而感到非常遗憾。

令人高兴的是，在纪念《梁祝》诞生50年之际，“芥蒂”已成过去，前嫌已经冰释。2009年3月，俞丽拿“话蝶”音乐会前夕，何占豪打电话给陈钢说：“让我们把过去不开心的事忘掉，好好地过《梁祝》50岁生日吧……”而在音乐会当天，陈钢和何占豪相让而上，在舞台上友好拥抱。他们拥抱《梁祝》，也为《梁祝》而拥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对三位最主要的当时人何占豪、陈钢和孟波先生进行专访，目的很明确，想得到一篇《梁祝》诞生史的“忠实记录”。

具体采访过程我都写在文章里了，这里说说几位“梁祝当事人”对《上海采风》的关爱。比如孟波先生就对改刊表示支持，说：“市文联没有一本专门联络会员的刊物有点说不过去，因此对它，我想会员们会很期待。”陈钢对新《上海采风》期望很大，还在病床上当场题字“梁祝随海风飞舞”，同时，还画上五线乐谱增色添彩。

陈钢在病房里为《上海采风》杂志题字

作曲家陈钢为《上海采风》杂志题词

根据我对孟波、陈钢、何占豪亲身采访所采写的《还一部真实的“梁祝”诞生史》刊出后，反响很大。我去电孟老，那天他正外出，是严金萱老师接的电话，她说，孟老看了，认为写得很好。听此言，我放心了。

我在此文中写到了陈钢披露的重要细节：当年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听完《梁祝》，嫌26分钟太长，让俞丽拿去跟作曲家说，改短点。可俞丽拿想，单乐章的《梁祝》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改短就残缺了。为此她没说。后来，又有演出了，周总理再听，发觉没改，但他尊重艺术家，说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改就不改吧。陈钢对我说，俞丽拿当时如果传达了指示，我们能不改吗？所以，俞丽拿的“瞒旨”，是《梁祝》完整成活的另一大关键。

这个“佳话”，后来被很多媒体广为转载。

赵焕章索求老《上海采风》

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在洋洋百年历程中，书写着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片也是硕果累累。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红遍全国，观众达五亿多人次，这是当今导演不敢想的数字。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赵焕章，在而后的四年里，他又先后导演了《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影片与先前的《喜盈门》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十个之多，可是对赵焕章的介绍，近年来几乎见不到，可能他被遗忘了吧？正是这个缘由，我开始寻访他。没想到，几经打听后知道，赵焕章的寓所与我仅一路之隔。当我见到他时，显然兴奋异常。

81岁的赵焕章依然身板挺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遗憾的是，他老伴多病缠身，离不开他的照料；且两人越老越相爱，只要离开一小时，老伴就会用床边的电话召唤他。为不影响老人，那天我们的访谈就安排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赵老为我泡了茶，连连说，让你坐在这个地方，实在抱歉。我笑着说，这比你当年下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说得他也大笑起来。就这样，当年的“三部曲”，在我俩谈笑中，犹如在影院里一般又重映起来。

一晃几年过去了。去年初，我接到上海电影家协会老同志王晋元的电话，说，赵焕章要一本写过他的老《上海采风》。原来，赵老在整理电影档案时，发现对“农村三部曲”的各种报道虽然很多，但在百来篇文章中，就数《上海采风》写他的那篇《赵焕章：三部曲书写农村电影辉煌》（原载2012年第2期）篇幅最大，因此被他视为“最重要文章”之一。然而，现在却怎么也找寻不到。他“痛心疾首”（王晋元语），于是找到协会老同志，要他无论如何向《上海采风》要一本，否则他的档案就留有遗憾了……

因为文章是我写的，老王马上找到我。我翻寻存本，没有。向《上海采风》编辑部询问还有没有存本时，老编辑皮可查后也说没有了。为了不使赵老失望，我提出复印一份的办法。但皮可说，老导演为农村电影呕心沥血，一份记录他的三部曲文稿，最后弄个复印件感觉总不好吧。最后他请示了领导，决定动用合订本的库存，取出一本给赵焕章老师送去。赵老拿到装帧考究的《采风》合订本后，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脸上漾开老农民般淳朴的笑容。

当然我写的只是冰山一角。八年来，《上海采风》记者和广大作者为文化大家所撰写的文章数已千计。我们真希望能结集出版，这不仅是对文艺大家的肯定，也是对上海大文化的展示。至于采访过程中，各位大家对《上海采风》的褒奖和鼓励，由于听得太多，就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了。比如在采访《红楼梦》编剧徐进老师时，他夫人对我说，我们都很喜欢这本杂志，我们这幢是文艺楼，住着不少文艺界人士，几乎每家都有《上海采风》……各种各样的“文艺楼”里都有《上海采风》的知音，《上海采风》常常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本人也因此沾光：理应被人遗忘的名字，也因了《上海采风》，再度被人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