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往往有几个典型的嘴脸，比如卖主害国以求荣求利，污旧主以媚新主，对下无道对上无耻，弃一国一族之大利以换一家一人之小利等等，总是极尽谄媚以求新宠。但能够不顾伦理纲常，甘愿在新主面前屈膝称儿，而且自己还是一国之君，称得上最为无耻的汉奸的人，惟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

石敬瑭

景福元年（公元892年），石敬瑭生于山西太原汾阳里，家里排行老二，从小沉默寡言，喜读兵书，以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和汉朝名将周亚夫为崇拜对象，加之本是沙陀族人，血液里流淌着本族能征善战的基因，后逐渐成长为战场上的一员骁将，尤善骑射。时任代州刺史李嗣源对石敬瑭很器重，将其招至麾下，并将女儿许配予他。李嗣源是唐朝号称“飞虎子”的沙陀族大将李克用的义子。李克用更是了得，因勤王有功，曾被唐朝封为晋王，死后被后唐追封为武皇帝，其子李存勖是后唐的开国皇帝——后唐庄宗。

李存勖

石敬瑭统领李嗣源的亲军精锐骑兵“左射军”南征北战，是李嗣源的心腹之将。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在和后梁大将刘鄩对阵交战时，李存勖遭遇刘鄩偷袭，在万分危急之际，石敬瑭亲率十几名亲军驰援，掩护李存勖后撤，事后李存勖称赞他勇猛威武，石敬瑭由此声名远播。除了救过李存勖外，石敬瑭还曾多次救过他的岳父李嗣源，对后唐的建立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是为后唐庄宗，改年号同光。在李嗣源、李从珂（李嗣源义子）、石敬瑭等骁将的协助下，灭掉了后梁宗室，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因内乱兵变，李嗣源取代李存勖称帝，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因拥立有功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兼职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地军队马步军总管，掌握了河东这块后唐起源地的军政大权。李嗣源病死后，其子李从厚即位，是为后唐闵帝，后李从珂发动兵变，取代李从厚即位，因死后无庙号被后世称为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虽对石敬瑭这位手握兵权的重臣有所防范，但终究犯了妇人之心，被石敬瑭佯装病态所惑，纵虎归山。石敬瑭返回河东后，开始为起兵造反做两手准备，一手对外继续装病以麻痹李从珂，一手以防契丹为由向李从珂索要军粮。

李嗣源

在李从珂调动石敬瑭任郓州节度使后，石敬瑭认定李从珂要加害于己，与李从珂彻底撕破脸。面对李从珂大兵压境、自身孤立无援之时，石敬瑭汉奸之相暴露无遗，派遣桑维翰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求救，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布帛三十万匹，且以儿国自称，甘认耶律德光为父皇。石敬瑭麾下大将刘知远（即后汉高祖）认为这样的条件过于屈辱且没有必要，“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石敬瑭却认为无所不妥，为当上皇帝在所不惜，认比自己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也无所谓。正愁无机会南下的耶律德光顿觉“天上掉下了馅饼”，立即派兵从雁门关南下来救石敬瑭，大败后唐军队。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十一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石敬瑭遂即位于柳林（今山西太原市东南）。

耶律德光

被石敬瑭拱手相送的幽云十六州，分布于今天的河北和山西北部，分别是幽(今北京市)、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原属北京怀来，今已被官厅水库所淹)、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山西灵丘)、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县)。这些领土是长城以南的战略要地，其中瀛、莫二州已深入到河北腹地数百里，一旦失守，不仅意味着中原大片领土的丢失，更为严重的是，对雄踞北方、虎视眈眈的敌对政权再无险可防，胡人铁骑对中原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千里直达黄河流域，中间无任何天然军事屏障，给后世带来了沉重灾难。同时，由于燕云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形成了良性互补，也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政权的社会发展，也就更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在此后至少四百年间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直至明朝时幽云十六州才回到中华大家庭。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幽云十六州

作为后晋一国之主，石敬瑭当皇帝后对内以严酷刑法镇压百姓，施加的刑罚也多是一些惨不忍睹的方式，如割舌头、将人肢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对契丹主人则毫无一国之君之尊，对倨傲的契丹使者盛情款待，跪地拜受契丹主耶律德光的诏敕，可谓无耻又无格。石敬瑭晚年尤为猜忌，不喜士人，专任宦官，导致吏治腐败，朝纲紊乱，以至民怨四起。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因不愿降服契丹，酋长白承福带人逃到河东，归附刘知远。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契丹派遣使来问吐谷浑之鼎，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耶律德光，最终忧郁成疾，不久后在屈辱中死去，时年51岁。死后给继位者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儿子石重贵继位后，仅四年后晋就被叛降的将领和契丹一起灭掉了。

石重贵

提起石敬瑭，历史上多以“儿皇帝”、“卖国贼”称之，为世人所不耻。元初名儒郝经曾评价石敬瑭：“称臣呼父古所无，石郎至今有遗臭”，近代著名演义小说家蔡东藩有言:“惟石敬瑭乞怜外族，恬不知羞，同一称臣，何如不反，既已为帝，奈何受封，虽为唐廷所迫，不能不倒行逆施，然名节攸关，岂宜轻隳”。为求一己之私利，枉顾国家安危，对敌对政权摇尾乞怜，本以割地就能达到目的却非要甘当儿皇帝，真所谓遗害无穷、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了。

现在有人以石敬瑭非汉族为由，为石敬瑭翻案，认为他称不上汉奸，笔者认为此说法站不住脚。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沙陀族原是西突厥十姓部落以外的一部，游牧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一带，隶属轮台，因其地有大沙丘，故而得名。公元785年至804年，沙陀部七千帐归吐蕃，吐蕃后迁沙陀部至甘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后来回鹘取凉州(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吐蕃首领怀疑沙陀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迁沙陀至黄河以北地区。沙陀族人为此非常害怕，沙陀首领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商量，执宜说:“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自归，不愈于绝种乎?”由此可见，自唐朝始，沙陀族人就自认为是唐朝子民，也可以说沙陀族是唐朝有一个少数民族。唐末沙陀朱邪部首领朱邪赤心平叛有功被赐姓为李，石敬瑭的石姓也是唐朝所赐。五代除了后梁以外，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政权皆为沙陀族后人所建立。这一时期的沙陀人已经基本完成汉化，尤其沙陀贵族上层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早早就完成了自身的汉化，主动融入中原文化。此时的沙陀族人，早已是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以石敬瑭是沙陀族人为由否认其是汉奸一说，不能成立。

唐代古画中的沙陀人形象

不仅后世对石敬瑭的所作所为不齿，就连继其位的侄子也羞于与之为伍。石敬瑭在病重弥留之际，将年少的亲生儿子石重睿托付给宰相冯道，但是后晋军队支持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继位。石重贵就是晋出帝，他显然没有他伯父那样无耻，不愿意当契丹人的孙子，只对契丹称臣。耶律德光大为不满，石重贵仰仗军方支持，他强硬回应了契丹，同时下令把中原的契丹人全部杀掉，自此两国断交。耶律德光亲率契丹兵大举南下，向这个不听话的孙皇帝发动攻击，晋军派兵迎战，多次打败契丹兵的侵略。

也有人认为，石敬瑭建立后晋后，曾一度施以廉政，自受屈辱以求存，休养生息以安民，使中原民众一度获得了难得的安定，故总体上是功大于过的。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短视且片面的。五代本是乱世，父子兄弟互相残害，僭越乱伦皆已司空见惯，石敬瑭所侍奉过的后唐三姓四任皇帝中，就两次出现兄弟间反目成仇、兴兵夺位的情况。但从唐朝末期名存实亡到黄巢起义，再到五代之后梁、后唐，政权之间的争夺还仅仅属于内乱内斗，北方的契丹政权对南下侵略中原还有所顾忌。但从石敬瑭始，为圆帝王梦而向契丹洞开中原门户，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祸患，而其当政不过6年时间，与幽云十六州被北方铁骑蹂躏四百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况且没有石敬瑭，还是李敬瑭、张敬瑭称王，老百姓一样可以休养生息，只不过别人能像他甘当儿皇帝、卖国贼就很难说了。如果说在五代乱世，指责石敬瑭“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是对其要求过高，那么指责其将北方的百姓拱手送到契丹人残酷的铁蹄统治之下，为后来四百余年间契丹、女真、蒙古族南下入侵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则是恰如其分的。

契丹人

也有人认为，石敬瑭自称耶律德光的儿皇帝，从辈分上说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理由是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而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而李克用曾与耶律德光的父亲阿保机结为兄弟。以这样的理由为石敬瑭洗脱罪名，实在滑稽。李克用与阿保机结合兄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无任何血缘关系可言。更关键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岂能用一族之辈分来确定谁是父皇帝谁是儿皇帝？如何按照这个逻辑，北宋与辽国缔结了澶渊之盟，互称兄弟之国，宋真宗和辽圣宗的继位者，一旦辈分相差，是否也要以儿皇和父皇互称呢？

唐末藩镇割据已成常态

但话又说回来，唐朝末年华夏的统治者腐败无能，荒淫无度，导致内忧外患，藩镇割据，民不聊生，汉族人苦唐统治已久，唐帝国气数已尽。在内忧外患之际，唐朝被迫向能征善战的沙陀族寻求兵力支援，这也给沙陀族入主中原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封建王朝不断更迭，“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持续不断的纷争中，更多的是王朝兴替，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并不浓，中华民族的概念更是到清末才正式提出来，所以对于石敬瑭而言，在乱世之中以枭雄出现，为圆帝王梦不惜卖主求荣，甘当儿皇帝，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了。最不可忽略的是，王朝兴则百姓得福，王朝衰则百姓得祸，受苦受难的永远是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