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公子谁最“败家”？张伯驹，卖祖宅卖夫人首饰为收藏

刘海粟：“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周汝昌：“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启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张伯驹

张伯驹，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1898年3月14日张伯驹生于河南项城，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张锦芳之子。

张锦芳的哥哥张镇芳的两子女不幸先后夭折，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张锦芳便把6岁的长子张伯驹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官商亨通的张镇芳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袁世凯兄嫂之弟。历任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民国初年担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后来又协助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弃政从商避居天津。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1911年，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新学书院就读，新学书院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

天津新学书院

1912年，父亲张镇芳由署理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张伯驹随父赴河南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读书。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年少时的张伯驹

1915年张镇芳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

盐业银行古今照片，现为工商银行办公地址

1915年春节，17岁的张伯驹随父亲拜访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狐皮、紫羔皮袄各一件、金丝猴皮褥子两件、书籍四包、食品四包。同年，张伯驹考入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范团。

袁世凯

1916年，由其父张镇芳做主，18岁的张伯驹娶安徽督军之女李月娥为妻。李月娥缠足，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张伯驹对这门包办的婚姻并不满意，很少住到夫人李月娥的屋子。

李月娥终日与保姆相伴，在无聊的生活中学会了抽大烟，李月娥因身体不好又无所事事，就整天不出门，连按礼节应该每日下楼给公公、婆婆请安的事也免去了。但公公、婆婆很体谅她，全家人都称她为少奶奶。李月娥因病死于1938年，当时天津闹水灾，张伯驹正在北京，也没有回天津为她料理丧事。

张伯驹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张伯驹之子张柳溪回忆：“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王韵缃的父亲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张伯驹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王韵缃（银行职员），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娶了王韵缃。不久以后王韵缃就怀孕了，张镇芳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王韵缃怀孕后，就把王韵缃接到天津家里同住。王韵缃生下张柳溪之后，爷爷奶奶就没有再让王韵缃母子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

年少时的张伯驹

1918年，张伯驹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一度做到了旅长，然而官场的腐败、堕落，他看不惯上层军官在洋人面前趋炎附势，对老百姓又蛮横欺压。

1925年，张伯驹不顾父母反对，脱下军装，辞去一切职务。父亲不想他终日无所事事，安排他进了盐业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稽核。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这里，张伯驹在此上班，经常接触这些书画，渐渐对研究古典文化艺术、鉴赏名画墨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见多识广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从这时开始，倚靠盐业银行的背景，张伯驹开始步入中国收藏界。他女儿曾回忆：“我父亲看准的古董从不还价，只说你什么时候来取钱就可以了。”

1927年，张伯驹收了康熙皇帝御笔一幅，上书“丛碧山房”四字，这是张伯驹的第一件藏品。“丛碧”一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千石岭》一诗：“不知山几重，杳杳入丛碧。”

张伯驹因为太喜欢这幅字了，自家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后来，他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丛碧”。后来他在《丛碧书画录》中记下了这段渊源：“任邱博学鸿词庞垲（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福建建宁知府）号丛碧，此或赐庞氏者，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

这便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这一年，张伯驹刚满30岁。

女儿张传彩：“父亲从30岁左右开始收藏，一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书画精品、绝品。每件藏品都凝聚了他的心血，父亲一生很长的时期内被很多人不理解，甚至称作“败家子”。我小的时候，也不理父亲。他只要看到好的东西，一定买下来，没钱的时候借钱也买。常常先付对方一部分费用，余下的分段付清。那时，琉璃厂的大古董商马保山先生有好东西就最先通知父亲。发现了好的作品,父亲会非常兴奋。他会尽快赶到收藏者的住处，先睹为快。只要看中的，想尽一切办法收藏。”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

1927年起张伯驹投身于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等职。

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因公婆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没能随行，37岁的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在苏州明媒正娶了20岁的潘素。

潘素

潘素是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其母系出名门，13岁时母亲病逝，网上众说纷纭，说继母因为家道衰落把她卖到青楼去了，实际上事实应如她外孙楼开肇所述：

“我的外婆原名潘白琴，1915年出生在苏州。她的父亲是潘智合，母亲是沈桂香，是苏州望族潘世恩的后代。我外婆十几岁时丧母，父亲娶了后妈，后妈觉得白琴不能每天在家里闲着，要挣点钱，就像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样。

潘素

因为她从小接受艺术熏陶学习书画，也会弹琵琶，正好有一技之长，就到上海的书场，就是表演弹唱的地方，在那里谋生。现在外面传言的，说她因为母亲去世，后妈把她卖到青楼，完全是按照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演绎的情节编造的。后来越演越烈，大家你编我，我抄你，直接就把潘素写成是妓女了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外公张伯驹，当时是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盐业银行的董事，主管上海盐业银行的业务，经常需要往返北京、上海。有些人想象他的夜生活，要吃花酒、应酬，说他是在风流场所遇到我外婆。后面还演绎成张伯驹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争一个女人。这都是传言，与事实越来越偏离。

其实我外公和我外婆的相识，在我外公的日记里面都有记载：他们是通过父辈的一个世交，叫孙履安，通过他的介绍，两个人相识，最后在苏州完婚的。”

晚年的张伯驹和潘素

“外公在我眼里总是从容恬淡，外公、外婆琴瑟和谐，伉俪情深。他们在一起有着惊人的默契，他们日常要么切磋棋艺，要么一人画画另一人题诗。外公如果和外婆因为出差分开几日，总要填几阙词，表达思念之情，家中总是一片和谐。”外孙楼开肇回忆。

俩人晚年在下围棋

1930年张伯驹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其附属刊物为《国剧画报》，戏曲周刊。1932年创刊，1933年停办。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

余叔岩（左）和张伯驹（右）

“我外公在31岁时跟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去其家，余叔岩饭后吸食鸦片过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开始说戏。常至深夜两三点归家，至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十年，余叔岩的戏文武昆乱传伯驹独多。”

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1936年溥儒（清恭亲王奕訢之孙）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

《照夜白图》

张伯驹深恐溥儒手中的《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后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张伯驹以4万元购得。

《平复帖》

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张伯驹对看中的文物一掷千金，但在生活上很朴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女儿张传彩说。

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为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自饰诸葛亮，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诸名角饰配角，轰动京城。

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群星闪耀，盛况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但当时的八卦篆刻家陈巨来说张伯驹演戏“拙于嗓，登台串戏，第三排座客，只能见其张口，声音如蚊子也，如友人均戏呼之为‘无声电影’也。”因无影像资料，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1941年6月6日，一条新闻轰动了上海滩，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被绑架了，下落不明，轰动一时。

张伯驹

绑架者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否则撕票。“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绑架案发生的时候，潘素才25岁

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由此可见张伯驹对晚辈的提携和身外之物的态度。

张伯驹画的兰花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手上有展子虔《游春图》，张伯驹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但博物院无力收购。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据说是展子虔存世的唯一真迹，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字样。

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丛碧山房和夫人潘素的金银首饰。

张伯驹的丛碧山房原是李莲英旧居，古朴典雅，收藏家马未都曾说：“在今天北京城里，这样大的四合院，先不说买要花多少钱，拆迁就要拆出3个亿。”但这所宅院被张伯驹拿去换了隋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以170两黄金的高价将《游春图》收入囊中，后来，张伯驹把自己在承泽园的新居命名为“展春园”，甚至还以“游春主人”自号——他是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方式来庆祝此事的。

张伯驹画的番石榴

1949年以后，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财产评估后，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公私合营银行。

此时张伯驹已经没有额外的收入了，但他仍坚持负担袁克定的生活，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的家产很快坐吃山空，生活难以为继。张伯驹将他接到家中生活，女儿回忆“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这一养就是十年，直到袁1955年去世。

袁克定，袁世凯长子

1952年，经郑振铎推荐任文化部顾问。

章诒和在《君子之交》一文中记述了张伯驹一件好玩的事情。解放后，好玩又好古的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意欲得之，但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委员已非彼时的张公子，他虽担任了众多理事、委员之类的职务，但均系虚职，并无实惠。夫妻两人的工资应付日常开支和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亦难维持，再想拿出钱来收藏古玩，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败家子习气。“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观看潘素作画

1956年他们开始在北京后海居住，之前两人经常组织古琴雅集，“稊园吟集”、“庚寅词社”，定期聚会，隔三差五作诗吟联。

稊园吟集，张伯驹和潘素（左下）

“我外公比较安静，而我外婆是很开朗的一个人，家里经常来客人，都靠我外婆接待。她讲话是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那时候家里来的人都是各界名流，搭腔啊，应酬啊，都是她。我外公外婆的生活非常朴素。我印象中，他们夏天就两套衣服，冬天也就两套衣服。冬天穿棉服，衬衫是冬天穿夏天也穿，冬天穿长袖的，到夏天就变成短袖的。”

俩人在赏画

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8件珍贵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张伯驹夫妇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分文未取。他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文化部给他颁发了一张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的一纸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赠给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张伯驹书法题跋陆机平复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957年，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反驳说：“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最终他还是被打成右派。

陈毅知道张伯驹的境况后亲自登门道歉，张伯驹轻松地挥挥手：“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外界的打压，改变不了他的品性和内心。就像张伯驹曾对章伯钧说的那样：“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

1956年张伯驹移居北京后海的房子

1961年，在陈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

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

吉林省博物馆底子弱馆藏少，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

张伯驹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收藏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品，但他对待藏品没有完全延续传统的“秘不示人”和“子孙永宝”。中国文人的收藏从前都是小圈子的把玩，并不与公众发生联系。没有把藏品捐赠国家之前，张伯驹就曾经拿出藏品展出过。建国后，他又陆续把藏品捐赠或让与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他曾在自述里表露心迹：“我们的宗旨是为保存研究国家的文物，不认为是我们换享受的财产和遗产。我们研究工作终了，将来是贡献与国家的。”

中年的张伯驹

“文革”期间，张伯驹因为作了两首《金缕曲》，以“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等8项罪名遭受批斗。

白天，夫妇俩被批斗，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夫妻两人“诗画唱和”的作品

张伯驹自创的“鸟羽体”书法

1969年，71岁的张伯驹被隔离审查8个月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勒令其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下放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

但因为张伯驹年龄过大，潘素也54岁了，这只能增加舒兰县革委会的负担，于是革委会拒绝接收两人。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在北京，原来的房间早已被别人占了，只留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解放前张家管家就有10位呢。此时，两位老人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就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收入。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其境况窘迫可想而知，潘素有时还给北京国画厂画5分钱一张的书签。

忆及父亲，女儿张传彩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不经手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王世襄曾几次去看望张伯驹。王世襄说：“张伯驹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可见张伯驹真名士也。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张伯驹去餐厅吃饭，巧遇黄永玉。后来黄永玉记下当时张伯驹吃饭时的情景：“他点了一碗汤，两块面包，一碟酱，两块黄油。喝过汤，他将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方帕包好，装入口袋拿回去和妻子共食。当时妻子病重，不能外出吃饭，两人过的很是凄苦，但是清贫之中却不失贵族之气。”

黄永玉所作，其上长题有云：某日于西郊莫斯科餐厅，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先生居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带回者。

章诒和在文章中回忆：“那时，到我家做客的。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

后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1969年，章伯钧死后，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

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到处寻访打听，拄着拐棍找了一天，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

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7年，张伯驹在大连棒槌岛疗养与刘海粟先生结邻而居，闲谈间海老问及他：“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什么感想?”

张伯驹说：“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四年。关于右派的事，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