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稿钞本》第一册封面。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影印稿本局部。

　　□邱捷

　　同治、光绪年间曾在广东多地任州县官的浙江山阴人杜凤治，留下了41本、字数达数百万字的日记，收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现收藏于图书馆)。200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以其第一本《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之名影印出版，收入《清代稿钞本》第一辑。这部日记是研究晚清制度史、社会史、广东地方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但因其分量巨大，且系以较草行书写成，阅读不易，故很多学者都知其价值却未能充分利用。

　　例如，日记有很多关于看戏的记载，就是研究广东戏曲史的珍贵史料。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冼玉清教授已经注意到这部日记的内容并把其中资料用于研究(《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笔者在一篇论文中也写了各级官员看戏的事例(《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陈志勇则利用该日记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府演戏的情况及对戏剧的一些政策(《晚清岭南官场演剧及禁戏———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庆典演出排场不小

　　因为不少演员参与了咸丰年间的红兵起事，官府一度禁止演戏，后来也没有明令开禁。但官员为娱乐、庆典的需要，特别是总督瑞麟喜欢看戏，在同治中期戏剧已开禁，并成为城乡文化生活，特别是官员、富商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日记多次记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他们的亲属因升官、到任、离任、生日设戏宴的事，这些戏宴都由南海知县杜凤治安排，因为他作为省城城区主管官员，有直接管理戏班的权责，他通常都是省城高官衙署演戏的操办者，并承担演戏的大部分费用。

　　遇有重要皇家庆典，在督署连演数日戏已经成为惯例。如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诞辰，瑞麟在督署演戏三日，杜凤治自己花费了千多两银子。

　　演戏有时相当频密。同治十年(1872)七月，瑞麟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后转文华殿)，省城各官为庆贺共送戏、宴。七月十二日慈安皇太后万寿，演戏三日。同月廿八日省城众官饯别刚来即调走的巡抚刘长佑，设宴、演戏于省城大佛寺。戏班本来定好廿九日到香港演出，但被官府留住为刘长佑饯行演出。瑞麟、刘长佑离席后，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胡鉴本想再留戏班继续演出，但其他官员也不想继续看，于是戏班就立即去码头登上赴香港的轮船。

　　为官员演出，对戏班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官买”或变相徭役。官府向戏班支付的费用比民间低得多。同治十年皇帝万寿省城演戏庆贺，瑞麟询问戏班，得知两首县每日只给40元，而民间则要给200元，于是对戏班说，你们好好演出，除两县的40元外，我另加100元，为此次演戏，瑞麟共花了300元。

　　同治十一年正月，瑞麟决定省城的现任官团拜时在大佛寺善后局后厅演戏，费用由藩台以下各官分摊，不足部分两首县负责。从请戏班到借桌椅，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都要措办。瑞麟还命传“周天乐”戏班正月十六到十八在督署演戏，十九日传“连高升”班进督署演出，二十日则传“周天乐”在大佛寺原按察使孙观升任直隶布政使饯行。但“周天乐”班预定了正月十二日到澳门演出，于是又命传“普尧天”班。可见当日已有多个戏班在省城及港澳演出。演戏不仅要请戏班，还有费用、场地、宴会、排位、治安等事务，杜凤治连日与番禺知县胡鉴以及瑞麟亲信广粮通判方功惠(著名藏书家)商议、筹备。廿二日，胡鉴又在番禺县署灯戏，廿四日谳局委员、知县聂尔康等公请海关监督崇礼。二十六日布政使邓廷楠又在自己衙署演戏为孙观饯行。在这一个月中，安排戏班成了两首县重要的公务。

　　瑞麟去世后，接任的两广总督英翰排场比瑞麟更大，因为太夫人最喜听戏，戏班亦带来广东。

　　官员看戏费用不低

　　其时“送戏”已成为下属巴结上司的惯例，省城以外各官也如此。杜凤治调署罗定知州，赴任路过肇庆，就与高要知县孙铸商定，知府瑞昌的太太、道台方濬师的老太太生日，请档子班演出，杜、孙各分担一日，每日洋银60元，较省城的“官价”多20元。当然，即使多这20元，戏班还是要赔钱不少。

　　日记又记载了一次官员集资演戏的事，演员既有官员幕客、跟班，也有一外江档子班同演，官员各集资十元。这样看来，官员看一次戏的费用不低。

　　中下级官员也经常为自己的庆典演戏。同治八九年间，杜凤治作为催粮委员出差潮阳，日记记载了潮阳知县张璿为其母祝寿演戏三日。在潮海关当委员的小官娄凤来儿子考中秀才，为此断续演戏十几次庆祝，其中一次连演三天。

　　杜凤治在罗定知州任上时，也曾请一男女档子班大喜班来衙署演出，在三堂特地搭建一小戏台，还请同城官观看。吏目钟诰也请大喜班请客清唱。杜的下属、州衙书吏以及衙署门印家人本想在杜凤治夫人生日前送戏三日，杜凤治起初拒绝，经再三请求，乃同意演戏，但不准以夫人生日的名义。官员看戏肯定不会支付合理费用，所以，戏班请求在外面加演。因为当地绅富打算酬神演戏三日。“档子班”有女演员，特别受欢迎，杜本来“恐生事端”不批准，但想到戏班为自己演戏亏了本，于是批准只演三日，责成地保并派衙役提防盗贼和火灾。

　　民间戏剧规模甚大

　　在各州县民间也有演戏之事。民间演戏多与祭祀酬神有关，一则因民间信仰，二则因便于筹资与获得官府同意。其时广东似无专门的大戏院，戏班没有固定的门票收入。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一般民众观看应该是免费的，戏班从筹办酬神的绅商、耆老处获得报酬。民间的绅商、耆老如何纠集巨资演戏，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日记没有写到。

　　对民间演戏，同意或禁止就凭地方官一句话。如在广宁，也有演戏和木偶戏，知县杜凤治因绅士交粮不前，并担心演戏时“藏奸”，就下令禁演戏，还要拆戏台、驱逐戏班。在四会知县任上，绅民要在天后宫演戏，杜凤治没有禁止，但因监狱中关大盗要犯，就要求绅士、书役具结保证无事，并安排加强对演戏场所的巡查。这类民间演戏观众数以千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大规模死伤的意外。日记记载了东莞赛会演戏，观者数千人，不幸发生火灾，烧死男女七八百人。日记也记载了南海的民间演戏。光绪二年五月，南海“澳边乡演戏、扒龙舟夺标、开赌、卖戏台看戏。杜凤治因演戏时有赌博下令禁止，并将戏班驱逐，要求当地绅耆具结日后不再演戏、开赌，但到了八月，杜凤治又得到当地重新搭建戏台的消息，于是带领衙役前往拆除，并命令伶人行会吉庆公所将戏班叫回。稍迟，杜凤治到石湾勘查劫案，日记记下此地曾“高搭戏台、四班合演”，连演三日，花费二三千金，又有七八醮台，他认为建醮演戏是引发盗案的原因，乃查问“纠资之首是何名，四班是何名目”。民间的绅商、耆老如何纠集巨资演戏，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惜日记没有记下查问的结果。光绪三年十一月，他到南海官山，其地正举办五年一次的大醮，这次大约得到了杜凤治的批准，所以没有干预。日记记载：“醮篷高耸云霄，华丽掀昂；又三戏台，名班三部同时分演，需费万余金。”。在清代，杜凤治任过职的广宁县、四会县、南海县、罗定州、佛冈厅每年地丁(地丁是清朝主要、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额分别约为八千七八百两、一万五千多两、四万八千余两、九千几百两、三千四五百两。拿石湾、官山一次演戏的费用与上述州、县、厅的地丁额比较，不难窥见民间演戏花费与规模之大。当然，戏班得到的收入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其时广东的戏剧既有广东戏，也有“外江戏”。同治十三年正月，巡抚张兆栋太夫人有祝寿演戏，看“外江班”，但因“中堂(瑞麟)太太不喜看桂华外江班，十八日又请中堂太太看广东班”。光绪三年十月，按察使周恒祺升布政使，在家演女档子班，“女档昆腔极佳”。但杜凤治对广东戏评价不高。

　　日记记录了不少戏剧剧目。总督瑞麟宴请幕客和文武官员，演戏剧目有《胡迪骂阎》《绣襦记》《羊叔子杜元恺平吴擒孙皓》《梁山伯与祝英台》，瑞麟另一次请客演戏正本是聊斋的《胭脂》。日记还记录了总督本人对《击石苑》《白罗衫》两剧的议论。

　　女性演员为数不少

　　其时戏班已有女演员，而且某些女演员的演技为众官所知。同治十年，有次杜凤治在前任南海知县陈善圻家看戏，知道有个演员安仔，擅唱老生，陈善圻等人点唱《辕门斩子》，安仔不肯唱，陈善圻就让杜凤治去说，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安仔说：“南海杜大老爷昨封卫边街一大屋，你亦居卫边街，不怕得罪大老爷封屋乎？”安仔就先后演唱《琴挑》《山门》和《辕门斩子》。陈善圻曾任南海知县，公务繁忙，与演员地位悬殊，却知道安仔的住处，从日记描写的情景看，两人也有点熟络。安仔在陈善圻面前任性了一下，但对不那么熟悉的杜凤治看来还是有点怕的，毕竟南海知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演员和戏班的命运。

　　女性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往往成为有权有钱者猎艳的对象。日记说：“近年官场莫不狎游，以故女档子日见其多。”督署前的华宁里有一间趣宜馆，有女优陪酒、卖淫，光顾者多为官员、幕客，杜凤治曾会同番禺知县胡鉴去查封。一个清饷局委员迷于女优，致使其妻自杀。瑞麟曾告诉杜凤治，听说署理广州知府也“新纳一女档子”。杜凤治在罗定州衙署看戏时，知道戏班女演员采莲的姐姐(也是“档子”)被同僚叶大同(翰林，散馆知县)买为妾，便特地询问采莲，并再用七八十字写关于叶大同纳妾的事。本来，官员在任缺之地纳妾，特别是娶“倡优”为妾，有违官箴，但这种事官场已不以为怪，还成了官员中的八卦话题。

　　◎邱捷，中山大学教授，著有《翠亨求学新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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