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行将攻入紫禁城时，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宫，一路向西狼狈逃去，最终在西安落脚。

在西安安顿下来后，慈禧遥令身在京城的李鸿章和奕劻等人与八国联军谈判。

关于如何签这个城下之盟，慈禧有两条底线、一个原则。

两条底线是什么呢？一，八国联军不能向慈禧本人追责，并允许慈禧体面回銮；二，八国联军不能要求慈禧还政光绪皇帝。

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很臭名昭著，为了能继续掌握清廷最高权柄，慈禧授意李鸿章、奕劻，与八国联军谈判，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从这两条底线以及一个原则看，此时的慈禧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为独裁不惜丧权辱国的失败者，这是事实，但却不是慈禧全部的真面目。

固然，幽困西安的慈禧依旧嗜权如命，但与此同时，这个掌舵清廷几十载的独裁者亦带着极强的危机感在审视一个问题：清廷的统治根基确实已经动摇，再故步自封下去，大清江山恐怕真的就要葬送在自己手里了。

出路在哪里？

只有实行新政。

一方面为了给自己解套，一方面为了给大清寻找出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清末新政”正式提上日程。

四月二十一日，慈禧又下令在朝廷层面成立推行新政的最高机构“督办政务处”。这个机构把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重臣大佬全部拉了进来。这个动作足以说明，慈禧正在谋求推进的新政，不是为了遮羞，亦不是为了敷衍，而是实实在在地想挽救清廷于危难。

值得注意的是，督办政务处成立后，率先响应慈禧的不是政务处里的那些重臣大佬，而是因级别不够尚未进入政务处的山东巡抚袁世凯。

政务处成立后的第四天，袁世凯就上奏了有关改革的详细方案，从十个方面逐条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而刘坤一、张之洞联名连上的那三道时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著名奏折，则足足晚了袁世凯两个半月。

由这个细节能看出什么？刘坤一、张之洞再加上一个李鸿章，他们都是昔日洋务运动的旗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旗帜已经有些石化，不再鲜活有力。

对慈禧主导的新政，他们不是不支持，而是无法积极。

因为过去以及因过去凝结出的小集团既得利益往往是最无法踢开的绊脚石。

看透这一层，接下来再看晚晴官场那一场关于接班传承的著名“佳话”，真相也许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随着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到八月间，各项新政举措的陆续出台，慈禧最终在八国联军那里解了套，在这一年的九月，李鸿章代表清廷正式和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

自知《辛丑条约》应是自己最后一次为清廷背黑锅，李鸿章在签字画押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他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只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肃”字。

昔日，清廷曾赐给他“肃毅伯”的爵位，现在他把这个“肃”字还给了他效忠了一辈子的清廷。

受命北上来签这个城下之盟时，李鸿章曾说过，条约一签，自己必死。

这是不祥的预言，更是李鸿章的宿命。

签完《辛丑条约》，七十九岁的李鸿章没能见到慈禧最后一面，在俄国人的恶毒苦逼下，他没有也无力再在出卖满洲的条约上签字，最终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双眼圆睁地死在了京城贤良寺。

死前，李鸿章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名言——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在手里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当天，正在河南行在赏菊的慈禧就接到了李鸿章去世的电报。看完电报，慈禧禁不住留下泪来，嘴里喃喃自语：“李鸿章殁了。”

光绪闻讯也是大吃一惊，他问慈禧：“皇爸爸不是刚赏他十天假吗？怎么就殁了？”

慈禧长叹一声：“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千钧重荷，更有何人分担。”

对李鸿章之死，慈禧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但在悲痛之外，冷静才是她核心的脉搏。

在慈禧那里，李鸿章之死不仅意味着清廷就此失去了一位风雨飘摇中的顶梁柱，更意味着一次极其重要的权利交替。

李鸿章身前占据的直隶总督，这个位置太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是事关全局。

李鸿章死的很悲哀，很苍凉，但却并不洒脱，并不纯粹。在自己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真正地以大局为重，就像他会做官也会揽财一样，对于自己的权利衣钵，他只想传给自己人，而非时局最需要的那个人。

在官场混迹了一辈子，在谢幕之时，李鸿章没有失掉水准，对官场权谋的运用依旧纯熟老道。

北上之时，他就以“只做不说”的方式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此人是谁呢？

六十四岁的周馥。

周馥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自二十五岁成为李鸿章幕僚后，一直忠诚地追随着李鸿章。时人在评价李鸿章的左右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盛宣怀是李鸿章最得力的经济助手，周馥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政治助手。

李鸿章北上后，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为由，奏请慈禧将正在四川担任布政使的周馥调来直隶，担任自己的副手。

这是与八国联军和谈的政务所需，也是李鸿章不动声色地为身后布局。

因为有先前这一步的安排，李鸿章去世前，很顺理成章地就把直隶总督的位子交到了周馥的手里。政治的微妙有时候细如毫发，此时的慈禧没有对李鸿章的这一安排表示出任何异议，直接准奏了。

其实，周馥并不是慈禧的意属之人。

李鸿章亦知道慈禧意属之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了给周馥铺路，去世前，李鸿章做了一件外界少有人知的隐秘事，他请动奕劻出面，在京城亲自表明了不支持袁世凯的态度。

然而，我们读到的历史，在表象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以及后世都在盛传一种说法，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了一份“遗折”。在这份“遗折”中，李鸿章以一句“环顾宇内人才，无有出袁世凯之右者”明确表明了，袁世凯就是自己的接班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李鸿章确实有一份“遗折”，但这份遗折不是他病危时亲写的，而是他病危时断断续续口授意思，死后第二天才由心腹幕僚于式枚整理写好的。

在这篇著名的“遗折”中，李鸿章丝毫没有提及袁世凯，更没有上述那句对袁世凯的溢美之辞。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说了，上奏朝廷的奏折，往往会夹送一份机密附片，李鸿章溢美袁世凯的这句话怎么就不能来自李鸿章的机密附片呢？

现如今之所以查看不到这份机密附片，那是因为慈禧当年选择了留中不发，外人不知道罢了。

照官场惯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了，但透过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些隐晦的官场逻辑再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慈禧得知李鸿章死讯是在十一月七日，当天，慈禧就发布了一道上谕，终止李鸿章去世前做出的由周馥代理直隶总督的安排，并正式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

而慈禧收到于式枚代笔的李鸿章遗折，已经是十一月八日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不管李鸿章指定没指定接班人，慈禧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思钦定了袁世凯。

不要小瞧了这小小的一两天的时间差，它足以说明李鸿章的遗折中绝不可能出现推崇指定袁世凯的那句名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接班人已是既定事实下，李鸿章的遗折中再出现这样的话，无异于李鸿章北洋集团的后人在借机向袁世凯“献媚”。

李鸿章的心腹们不可能让李鸿章身后这么“掉价”。

退一万步讲，李鸿章如果真有让袁世凯接班的遗愿，并将它写进了遗折的附片里，慈禧亦没有留中不发的道理。

这是君臣一心的最佳写照，理应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所以说，李鸿章在遗折中没有溢美指定袁世凯，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还会有疑问，既然李鸿章处心积虑地要安排自己人接班，那他为何不在最后的遗折中极力为周馥争取一把呢？

因为这是官场大忌。

慈禧如果不买账，不仅有损李鸿章死后的声誉和清白，而且还会严重影响他身后的哀荣。

慈禧如果买账了，多少又带有些“尸谏”的味道，这同样会严重影响他身后的哀荣。

所以，李鸿章最终只能用“只做不说”、含而不露的方式来表达他最终的私谋与愿望。

之所以说慈禧在得知李鸿章已死时，悲痛之余更多的是冷静，依据就在这里，事关大局之事，她根本不会顾及李鸿章的遗愿。

至于她为什么会选择四十刚出头的袁世凯？

前述的背景就是答案。

此时的袁世凯根基尚欠，重用他当新政推手，慈禧的脚下没有绊脚石，亦可以很好地掌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