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宝瑞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乐亭县青春广场，远景为李大钊纪念馆。摄影：李春波

李大钊的父母早亡，是靠祖父李如珍一手抚养，长大成人的。李如珍，完全可以说既是他的祖父，又是他的“再生父母”。为此，日本研究李大钊的学者后藤延子说“李如珍庭训伟大，李大钊革命彻底”，是很确切的。

李如珍，字怀瑾，生于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是大黑坨村一个颇有影响和威望的人。据说，李如珍一生好学，青年时代就到关东学做买卖，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杂货铺，是大黑坨村一个有名的买卖人。此外，从在李大钊出生的前两年，由他的父亲李任荣书写的《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明确署有“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看，李如珍生前还多年拥有“从九品”的官衔，似乎又有“为官”经历。这使得他的生平踪迹显得颇有点扑朔迷离。

对于李如珍有着“从九品”的官衔，自1957年即开始从事李大钊童年时代及其家族史料搜集、研究工作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刘荆山认为，说李如珍仅仅是“一个买卖人，实际是不全面的”，“他还有从九品的官衔”，“他的官职虽低，但表明确是个读书的人，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后代求学”①。可能是基于此，刘荆山在为《李大钊在河北》一书撰写《身世与启蒙》一文时说，李如珍在“少年时，发奋读书，成绩优良，曾到永平府院试，考中秀才”②。为此，刘荆山多年介绍李如珍自幼就颇喜欢读书，并曾参加科举考试，在童试中考取了民间俗称“秀才”的生员。此外，《李大钊传》编写组编写的《李大钊传》在介绍李如珍时，明确说他“也是个读书人”，并说：“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③。只是，李如珍自幼求学，曾读过不少书，有一定的文化履历，基本可以确认，但说他年轻时就有了“生员”的功名，似乎尚有可质疑之处。一是若说李如珍从年轻时就已经有“生员”的功名，却不见于李大钊本人的任何文字记述和其亲属、后代的任何回忆，也不见于碑文的记载，其在《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仅注明的是“从九品”的官衔；二是李如珍若在青年时代即考中生员，有了“生员”这一功名，则会在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会在青年时代就到关东去学做买卖，并在东北的长春、万宝山等地经商多年，由此而成为一个比较富有的商人。实际的情况，当是李如珍在少年时曾经读过书，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以后，就去了关外，到东北“住地方”，学生意，最终成为一个商人。从人际关系上看，他与本村有家族亲戚关系的赵良佐、赵文隆父子关系较好，当是曾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开有杂货铺、油坊等“买卖”的赵良佐学过生意；在赵良佐年老后，他又与子继父业的赵文隆（比他小20岁）搭过多年伙计。那时，赵良佐、赵文隆父子是“东家”，他是比较精明、能干的“掌柜的”。后来，他在长春、万宝山一带当过不少年行装商。细情究竟如何，如今已经很难知晓；但能够肯定的是，那时他挣到不少钱，不仅在家乡购置了一些耕田，还有了一定的积蓄。这使得他在东北的“胡子”（土匪）越闹越凶，他和赵文隆无法再在关外继续经商，关掉“买卖”回到老家之后，得以重建宅院，在村中立下堂号??怀德堂，为过继儿子成亲，显示了比较强盛的经济实力。

据乡人相传，“四方大脸，膀大腰圆”，身体“结结实实”的李如珍，脾气有些暴躁，但他“为人好善积德，心直性耿，廉洁奉公，好打抱不平，常为村中解决纠纷，打井、修庙为群众办事”；“由于他主持公道，有条不紊，不负众望，颇受乡中父老赞扬”，④据说，由于李如珍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好管不平事，善摆理直言，在村中威望很高，素有“李铁嘴”之称；他平生直爽好客，乐善好施，从东北回乡后非常热心村里的公众事业（村西华严寺前的香火地就是由他张罗购置的），是当时大黑坨村一个颇有威望的人物。

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从他的生平情况看，当是在东北经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捐纳”而来。

捐纳官衔与相应职务，在李如珍在世时的清朝末期，并非不是为官的正途。所谓“捐纳”，即平民可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官员的捐纳制度，古已有之，从秦汉一直沿袭到清朝。清朝政府是在康熙年间正式颁布捐纳制度的，规定凡是地主士绅的子弟，只要有钱，就可捐银得实官；之后，捐纳一途成为科举的一种补充，并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开始实施“新政”才明令禁止。清朝末期，朝廷腐败，国库空虚，捐纳制度几乎泛滥成灾，捐纳价位愈来愈低，致使由捐纳而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的人数剧增。不过，当时由捐纳而获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的人情况各有不同，一些人盼望就此走上仕途，或是当官发财，或是有所作为，而当时确有一些有志之士是由捐纳走向仕途而有所作为、功成名就的，如著名文人李慈铭，在洋务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等，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乃至“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而有不少平民捐纳官衔，并非为了就此走上仕途，主要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荫及子孙。从李如珍一生的品行看，他在中年时不惜破费钱财捐得一个品级最小的官衔，显然不是为了个人能炫耀乡里，而是为了子孙能在科场求取功名时有一个较好的名分。当时，多数乐亭人在东北经商挣钱后，除置地、盖房外，以供子弟读书、改换门庭为本，李如珍亦当如此。此外，从曾与李如珍一起在东北经商的赵文隆家中柜子里藏有“顶带花翎”和“绣袍”等物看⑤，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是在东北经商时与赵文隆一起捐置的可能性最大。

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所任官职，从李家新坟所立虚祖墓碑分析，当为“登仕佐郎”。

按照清朝实行的“九品十八级”官阶制度，从九品为最末一级的官衔，文职从九品官衔，京官可任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等；外官可任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等。另外，从九品文官的官位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李如珍的“从九品”的官衔对应的官位，从李如珍在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71”时“率侄孙”为李家新坟立虚祖墓前所立石碑为已故父母李为模、檀氏所标明的称号看，应是“登仕佐郎”。在李家新坟虚祖墓前立的石碑上，为李为模、檀氏夫妇书写的是“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考李公讳为模字广训、妣儒人檀太君之茔墓”⑥。“皇清例赠”，乃清朝皇廷循例赠予官爵，指朝廷推恩把官爵授给官员已去世的父祖辈（清制封典，朝廷按照定例授予官爵：授给本身者为例授；因推恩而授给本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之存者为例封，其殁者为例赠）。从中可知，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对应的官位为“登仕佐郎”。登仕佐郎为文散官名，隋始置，唐为文官第二十九阶（即最低一阶），从九品下，宋同；金朝亦置，正九品下，元升为正八品，明正九品下，为正九品初授之阶，清朝从九品。据《清史稿》志八十九记载，“封赠、阶十有八”，“正九品授登仕郎，从九品授登仕佐郎，俱授敕命”；“命妇之号九”，“九品曰九品孺人，不分正从。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由此，完全可以确认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对应的官位为“登仕佐郎”，而他早已故去的父亲李为模和母亲檀氏，正是因他有“登仕佐郎”的官位，才得以在墓碑上书写“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考李公讳为模字广训”和“妣孺人檀太君”字样的。

李如珍生前所拥有的“从九品”官衔和“登仕佐郎”官位，从他的生平状况分析，当为虚衔，并未任过实职。据刘荆山《身世与启蒙》一文介绍，“由于列强入侵，清朝政府腐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使李如珍“有衔不能任职”。而实际情况，李如珍当年捐纳的官衔相应的官位，很可能本身就是虚衔，并非“有衔不能任职”。

以上是笔者在撰写《李大钊年谱长编》时，对李如珍的官衔与官位进行的分析与研究，有不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特别是刘荆山先生批评指正。

注：

①刘荆山：《墓碑和族谱考》，《李大钊与故乡》，中国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页。

②刘荆山：《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7页。

③《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第1页。

④同②。

⑤杜全忠：《岳父赵文隆一家人》，《李大钊与故乡》，第29页；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生前亦有相同的回忆。

⑥刘荆山：《墓碑和族谱考》，《李大钊与故乡》，第12页。

（作者董宝瑞，作家，原昌黎县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