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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改造在城市的落地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形式展开的。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种实践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经济行为，而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而开展的。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经济完全是停滞不前，所以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极其地低下。当时全国的城市里大概已经有300多万的待业青年。

待业青年，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当时为了避免“失业”这种非常资本主义的词，我们就造出了一个等待就业，“待业青年”这么一个名称。这300多万待业青年，再加上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停止，近2000万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城市。这些人口加起来，占到了当时城镇人口的1/10左右。

这样巨大的失业青壮年人口，不但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更给当时的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底下，解决就业问题就成了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  

1980年的时候，北大教授厉以宁前后两次在中央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提出，要用股份制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也就是说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让企业可以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那个时候，学者们就已经意识到，股份制可以解决国营企业中“全民所有，无人负责”的问题。

用产权将“责权利"清晰划定,  这样可能会在当时非常僵化的国营经济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

现在的人觉得这些事都很平常，但是你想在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被意识形态禁锢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是一次认知颠覆的经历，原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是需要“资本”助力的，原来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

在这以后，“产权”对于激发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巨大魔力开始被整个社会所认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的南山开发区，现在的南山区已经是深圳的第一大区，GDP、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常住人口是100多万，一个区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著名的企业，腾讯、中兴、大疆都在这个区里面。

这就是股份制所创造的奇迹。

八十年代之后，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全国迅速地被铺展开来，  它和乡镇企业一样，是一次“中国语境”下的第一次民间创业大潮，它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折衷权衡之路，是股份制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应用。

因为产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明晰,  所以我们国家被压抑的生产力被快速地释放出来，它们的机制灵活，对市场的反应很快，所以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大批的明星企业开始出现： 海尔电器、李宁公司、青岛啤酒都是在集体所有制上起步的。

到这里为止，股份制完成了在中国的萌芽阶段，它对中国城乡社会的塑造开始慢慢地一步步深入，一直到90年代,  党的十四大召开的时候，股份制开始在全国的各地遍地开花。

知识|集体企业与国企股份制改革

文章来源：香帅的北大金融课        作者：唐涯       编辑：张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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