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货”的魅力在今春的佳士得香港拍场上再次得到验证。5月27日，8件来自日本澄怀堂美术馆、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没有在市场上流通过的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全数成交，总成交额1.7亿港币。其中，多件作品远超估价数倍成交。

澄怀堂带来的8件作品中，以8322.75万港币成交的文征明9米长卷《行书七言诗卷》（估价500-700万港币）成为最高价成交作品。另有三件八大山人晚年作品：《山水图》（估价400-600万港币）以3839.5万港币成交，《宋之问诗》（估价300-400万港币）以3012.5万港币成交，《荷鹭图》（估价250-350万港币）以612.5万港币成交。

（文征明9米长卷《行书七言诗卷》，图片来自佳士得）

澄怀堂艺术收藏的声名始于1932年出版的一部《澄怀堂书画目录》，其中收录了堂主人山本悌二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收集的1176件中国书画。这些书画一部分从罗振玉等人手中购入，另一部分则是山本悌二郎多次往返中国沿海各省搜罗。

澄怀堂的收藏曾包括赵佶、张渥、米芾等名家作品，还包括一系列敦煌文物，被日本东洋史权威内藤湖南称作是“海内第一”。后来，由于山本家族经营不善、战乱等多重原因，澄怀堂的一些重要藏品或被损毁，或流落美国，其余藏品由山本悌二郎的助手猪雄信行继承。1988年，澄怀堂注册为社团法人，1994年，澄怀堂美术馆正式开馆。

在本次澄怀堂送拍的八件藏品中，八大山人朱耷的作品占三件。其清淡、荒寒、充满禅意的风格尤得原堂主人喜爱，也确实成为本场拍卖的明星拍品。而文征明书法成为黑马，在拍场经过36分钟激烈竞拍才最终落槌。

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专家龚敏博士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日本收藏界对中国艺术的关注自古即有。据历史记载，自南宋时日本贵族和寺庙僧侣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而两地佛教和民间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艺术作品流入日本。

12世纪至16世纪被日本藏家称作中国艺术的“古渡”时期。这一时期内，一部分在中国主流收藏体系外的艺术家得到日本藏家的认可，这些作品深远影响了日本收藏界对中国艺术的理解。

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乱贫弱，家族经营难以为继的中国藏家不得不抛售珍藏。在日本东洋史专家内藤湖南、中国艺术学者和画商罗振玉等人推介下，一批日本商界名流开始大规模搜罗中国艺术珍品。这是日本史上收藏中国艺术作品的第二次高峰。

龚敏介绍说：“艺术品是跟着经济发展流动的，近年来随着中国藏家经济实力和收藏意愿的提高，不少人将目光瞄准了这些流落日本的藏品。但较高层次的藏品则流转在十分封闭的市场，一些拍卖会限定成员参与，中国买家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进行交易。”据了解，日本关西地区常举办内部拍卖会，但只限日本人参加，有时会有中国藏家或经销商委托日本人参与拍卖，但买方通常只能通过图片了解拍品，交易难度和风险都较高。

（八大山人晚年作品《山水图》，图片来自佳士得）

不过随着整体市场趋向的变化，来自日本的私人美术馆或家族的中国书画精品也在不断流向公开市场。2017年，佳士得纽约举办了日本藤田美术馆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专场拍卖。拍品中包括多幅《石渠宝笈》中收录的上品宋元书画，总成交价格达到2.6亿美元，其中韩干的《马性图》拍出1700万美元的高价。而在去年，佳士得香港更是以4.6亿港币拍出了流传日本后销声匿迹多年的苏轼作品《木石图》。

有观点认为，在收藏中国书画的日本家族新一代继承人里，能够像祖辈那样了解中国文化、欣赏中国书画的人只占极少数。这是许多长期未在公开市场流通的珍品“生货”从日本现身的重要原因。龚敏则认为，决定出售艺术品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本次澄怀堂选择在佳士得拍卖，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美术馆经营的需要和藏品组合的考量。

龚敏说：“目前中国书画在日本、乃至在全世界形成一种奇特趋势。一方面，‘中国文化热’逐渐退潮，市场上不断有‘生货’出现。而另一方面，销售成绩的节节推高又带给市场正向反馈，而市场的升温也将带来文化热度的回潮。”

流出的艺术珍品去向何处？据龚敏介绍，以中国书画珍品的市场价值区间来看，藏品一定是兼具文化层面的收藏价值和资本层面的长期投资价值，有越来越多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主选择这一门类的收藏，其中也不乏年轻藏家。而从日本流出的中国书画精品，主要是被大中华区的藏家买走，但也有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和海外藏家趁机出手。

“通过近几次拍卖的热度和成绩，无论来自日本或其它地区的潜在卖家都能够看到，市场对这一品类艺术品有很强的消化能力。真正好的作品随之能够陆续出现，并且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市场的重视。”龚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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