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报刊，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具体工作方法。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集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哲学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话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讲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专门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待续，选自《新湘评论》2015年第19期，作者：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