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有一首红歌的歌名道出了这个规律背后的奥秘：人民军队忠于党。

我党我军的关系，历来是“党指挥枪”。

而国民党却正好相反，其奉行的是“枪指挥党”。想当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但他挥舞着枪杆子七搞八搞，很快就成了凌驾于国民党之上的新军阀，党政军权力集于他一人之身，严重地破坏了国民党的生态，使这个党一直处于软弱无力之状态。

纵观我军9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早在建军之处，我党就很好地解决了党与军队的关系这个问题。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主席就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主席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

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红军最艰难的时期，面对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湘鄂赣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孔荷宠、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红军高级将领先后叛变。

但是，他们只能是个人投敌，根本带不走队伍。其中职务最高的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他在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曾说，自己是乘着黑夜独自叛逃的。

职务比这些人更大的人，叛逃时也休想带走人，比如张国焘。

张国焘(左起)与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合影

1938年4月，张国焘趁清明节祭拜黄帝陵时叛逃。这位曾统帅过八万红军的我党高级领导人，叛逃时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这些，折射出的都是本文开头时所说的规律。军队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属。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逃往异国时与张国焘一样，也是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历史无数次证明，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