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年后，51篇由院士口述、本报记者参与采访整理的报道终于开花结果——《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以下简称《两院院士忆高考》）由湖南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今天看到《两院院士忆高考》付梓成书，欣慰它将把我的这些细小的故事，以及其他50位院士的高考奋斗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又是一年高考时。

犹记去年此时，枝繁叶茂的初夏，“院士忆高考”系列报道启动；一年后，51篇由院士口述、本报记者参与采访整理的报道终于开花结果——《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以下简称《两院院士忆高考》）由湖南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本报特邀策划者、作者、采访者以及读者，谈谈他们的所思所感。

《两院院士忆高考》，周绪红主编，李浩鸣执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策划者说

• 赵彦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是实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标志性事件，更为“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40年前通过恢复高考，于1978年进校的大学生中，产生了200多位院士。

中国科学报社与湖南大学以“院士忆高考”为切入点，选取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等领域的王恩哥、王小凡、黄荷凤等51位院士为代表，以院士口述、记者整理的形式，回顾了那段挑灯夜战、奋勇拼搏的往事。

改革开放40年，对国家、对科技界来说都是一个宏大命题，当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出有《中国科学报》特色的报道来。

本报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李浩鸣教授提出可以做“院士忆高考”。将个人奋斗的小故事与时代变革的大历史结合起来的创意，我当即赞同，这是对改革开放40年和建国70年最好的回顾与展望。

该组报道得到中科院、工程院相关部门和院士们的鼎力支持；刊载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尤为突出，海外华人学者反响积极正面，通过各种方式向受访院士表示敬意；主流媒体纷纷跟进，科学网、中国科学报公号、搜狐、网易以及许多高校校网转载这组报道。

现在这组报道又通过图书这一载体得以继续传播，相信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再现，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胸怀祖国、志存高远、珍惜当下，奋斗不止！

• 雷鸣

湖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2018年初，为贯彻落实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做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主题出版工作通知》的精神，湖南大学出版社拟策划反映高等教育40年来改革发展的图书选题。

2018年春节期间，我和出版社同事拜访周绪红院士，正值他在家整理大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作业本。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老古董”，我们看到有的题他甚至做了七八个解题方案。

看到周院士工整的字迹、漂亮的手绘工程图，听周院士侃侃而谈他求学的故事、大学的学习生活，我们精神振奋，觉得有必要把院士们的这些历史资料挖掘并保存下来，让更多的青少年知道，院士是怎样“炼”成的。

在与周院士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土木系学习，距今已40年了。

受此启发，我们的选题思路渐渐清晰，确定了“院士忆高考”这个主题。周院士也欣然答应担任本书的主编。

经过一年奋战，这本书终于按时出版，希望院士们的高考故事、求学故事，能让读者“阅”有所获，为新时代注入新的活力。

• 李浩鸣

本书执行主编、湖南大学科技新闻传播学教授

2018年6月8日，正值高考期间，《中国科学报》“院士忆高考”系列报道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陈政清撰写的《40年前，我的梦想终于扬起风帆》一文开篇。

之后，又有50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回忆文章陆续登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湖南大学出版社将这些院士文稿修订编辑并经作者审订，结集成书《两院院士忆高考》于近期出版。

这是新闻出版界为新中国70年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院士们真实的求学、成长经历为教育界、科技界以及考生和家庭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让经历者不忘过去，让后来者进一步了解那一段历史，让新时代的年轻学子深刻领会“在科学领域内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上不怕艰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幸福是靠奋斗得来的”，这就是我选题策划、组织采写、编审本书的初衷。

• 卢宇

湖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两院院士忆高考》从选题策划、组稿、采稿、编辑加工到正式出版，为期一年。我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这一年，不管是之前的组织、筹划、采访、联络，还是后续稿件的加工，以及出版后的宣传工作，事无巨细，我全程参与其中，深知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所有参与者的心血，得之不易。

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这本书做好，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我们的科学家，了解科学的道路上必须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让这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杰出贡献的院士们成为激励青少年成长的榜样。

书内的故事很感人，书外的故事也精彩。

这一年，我一直被院士们满满的正能量所包围，本书出版之时，我改写了徐志摩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做这本书的心情：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本书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惜眼底出血，只求在我的编辑生涯里，遇到你。

采访者说

• 李晨阳

本报记者

“如果我不是第一名的话，如果当时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通过初选的话，可能上大学的机会就轮不着我了。”时隔40年，邓子新院士回顾自己的高考经历时，有感慨、有庆幸，可能还少不了一丝丝“后怕”。

我从小就知道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可是对恢复高考后最先参与的前辈们来说，那不是独木桥，而是一道比头发丝还细小的狭缝，只有像光一样迅捷、耀眼又幸运的人，才能通过这道狭缝。

尽管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但采访时，我还是忍不住为他们紧张、为他们担忧，因为眼看着刚刚敞开的命运大门转眼间又要无情地关上；我同样忍不住为他们雀跃、为他们骄傲，就像看着电视剧中的主人公一路披荆斩棘，终于逆天改命。

“院士忆高考”这个系列的报道，就是这样动人的倒叙。在这些故事里，功成名就的院士们重新“回”到了那段一无所有的时光——面对无常的命运和莫测的远方，除了拼搏别无他法。在历史宏大的背影下，无论他们还是我们，都是一样渺小的个体，在尽力追逐着希望的一抹微光。

• 胡珉琦

本报记者

“直到高考前十天，我才得到报考的资格！”看到初稿的一刻，编辑和采访时的我一样，替主人公狂捏一把汗。

在那个动荡岁月里，命运的方向根本由不得自己说了算。哪一段故事不是一波三折？

林惠民院士不无感概，“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感受到的”。

大概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个年代，因为人们坚信，平凡人的不幸都是因为被选择。

可一段段“院士忆高考”的故事，却提醒了我一件事——所有的被选择都可以成为选择。

你看，他们没有因为被迫就读中专或是成为一名工人，就放弃求知的机会；也没有因为被夺走了希望，而把努力当成遗憾。

真正的不幸，并不是因为时代给人生着上了一层厚厚的底色，而是当一道光经过，我们却没能用它划破身后的灰暗。

• 朱汉斌

本报记者

手捧新书《两院院士忆高考》，闻着淡淡的墨香，我感到无比兴奋。因为我有幸参与其中。

记得2018年6月，当我接到报社专题采访时，心中感到莫名的压力，生怕自己不能完成任务。

幸好，在报社编辑及广东院士联合会秘书长卢育辉的帮助下，我分别于7月5日和7月10日面访了瞿金平和孟建民两位院士。

采访中，他们的和蔼可亲、博学睿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去经年，算来做记者已有21年了，采访科学家多了，自然深受大师们精邃思想的浸染。

院士忆高考，以家国情怀为信仰，将忠诚祖国和人民为毕生追求，在艰苦的岁月中，用热血与赤诚，扛起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希望。虽不能与大师们相比，但我愿坚持着自己的执着，仍以热情拥抱每一个日出！

• 秦志伟

本报记者

2019年高考要开始了，几个月后，又有一批学子走进大学；而此时也是毕业季，也正有一批学子为新生“腾地方”，并准备下一段征程。

他们也许在迷茫，也许在彷徨，但这是毕业季面临的正常现象。这时，想到了张福锁院士在日记本上的一段文字：

我想我应该去公社或县委办公室，为人家抄些东西或干些琐事，不要报酬，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社会。我的知识少得可怜，书本上的知识也少得可怜。

1981年8月21日

接触到院士这个群体，我是幸运的。

当听说要开设“院士忆高考”专栏时，便立即从给定的院士名单中选取10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只采访到3位，除了张福锁院士外，还有康绍忠和方滨兴两位院士。他们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治学态度，时刻激励着我。

• 朱子峡

本报记者

2018年似乎是我的“高考年”。因“院士忆高考”系列报道栏目在我负责的文化版开设，我有幸走进了院士们的“叙述”——我仿佛看见，在高考这个时代拐点上，一道道人生轨迹就此转折、扬起。

作为51篇文章的责编，每次编稿，“叙述”的主人公总能令我生出诸多感慨，一种须与他人分享而后快的感慨——我总是激情难抑地向编辑部同事提前“剧透”：

“这期的王小凡院士很厉害，小学没毕业，自学考上重点大学，世上只怕他这样的有心人……”

“这期的郑健龙院士有个性，不让他高考居然斗胆向上写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期的王浩院士特勤奋，插队期间也要‘借光’夜读，机会正是留给他们这些有准备的人……”

其实，再多的感慨也道不尽我心中的敬佩之情——穿过高考大门的他们，依然不舍昼夜、奋进攀登，惟如此，那年跨过高考的人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他们摘取了院士的荣冠。

时代为什么会造就他们？他们又因什么战胜了时代？答案在他们的叙述里闪闪发光。

编着稿，我感叹，他们叙述的哪里是高考，分明是拼博、奋斗、执着……而我又怎能不更加认真，给他们的“叙述”助一分编辑之力？

• 李芸

本报记者

对于一个走在“鸡娃”路上、奋战在小升初群里的妈妈来说，负责编辑组织“院士忆高考”这组报道，我还存着一点小心思：要看看这些最聪明的脑袋是怎么培养而成的。

没想到这组报道却给了我一些“沮丧”，因为我发现，他们本就拥有最聪明的脑袋——几十天就把初中课本学完了；考场上挑最难的方法解题还能最早交卷；高考前就充当小老师给同学补课……所以，爱迪生的名言“成功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网上就经常有人提醒说，“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但很多时候这1%的灵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

可是，细细琢磨，剧情又“反转”了。

我还是认为，这句话前半句才最重要——他们身处逆境能仍十余年等待一个机会；能高考前数月挑灯夜战、玩命啃书；能英文零基础在大学一个学期就流利会话——哪一个成功不是99%的汗水堆成的？

最聪明的脑袋都如此拼搏，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作者说

• 周绪红

本书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

51位两院院士，无疑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高考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代人集体的记忆，同辈人也许可以从中搜寻到自己的足迹，勾起苦涩而美好的回忆，产生强烈的共鸣。

透过这些动人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这一代人成长的经历。在逆境中崛起，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奋进，是这一代人共同的符号和时代的烙印。

这些故事记载着两院院士的人生历程，折射出他们高贵的人格品质。志存高远、信念坚定，始终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融为一体，这是他们成长和成功的动力所在；勤奋努力，求知若渴，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是他们事业有成的主要原因。

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读到了这一代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怕挫折的勇气，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家国情怀。

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青春赞歌，他们为人、为事、为学问的事迹，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这是一本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外阅读书，更是一部青年学子励志成长的好教材。

回望来时路，沉淀记忆花。这本书忆高考，忆时代；忆青春，忆人生；最忆还是那一代人。

• 黄荷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和许多人一样，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滋味是艰苦和兴奋的，而同时我的高考经历还有温馨记忆的场景——在备战高考的那段日子里，有家人、朋友、师长……他们那时那么用力地温暖着我，现在回想，觉得那时自己真的是最幸运的人。

所以，当《中国科学报》的记者朋友提出请我“回忆高考”的时候，我真的挺开心的。

我常常喜欢对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从良师好学，择益友向上。知礼义廉耻，遇良机必成。”想来我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

今天看到《两院院士忆高考》付梓成书，欣慰它将把我的这些细小的故事，以及其他50位院士的高考奋斗故事分享给更多人。

希望读到这些故事的人们，能够产生和我一样的感怀，触摸到那些足可跨越年代的温度。

• 付小兵

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40年前进行的高考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个瞬间，但它却是决定一大批中国知识青年前程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至今影响深远。

《中国科学报》发起的“院士忆高考”系列报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对许多参加过1977年和1978年高考的莘莘学子来讲，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是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是高考使他们有机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

我作为这一瞬间的亲历者，既为自己赶上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而庆幸，更为这一代人的奋斗历程和为祖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我基本上拜读了所有专家的回忆文章，感到他们的回忆不仅仅是个人人生发展一个阶段的记忆，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祖国发展与强大的一个历程，生动感人，催人奋进。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材料，值得推荐。

读者说

• 计红梅

高考考生家长

作为一名即将参加2019年高考的“00后”考生家长，阅读本书后有两点深刻的感触：一是无论时代给予我们怎样的人生经历，我们都要始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因为“有所失必有所得”；二是父母一定 要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发挥自己关键环节的作用，例如，帮助孩子寻找人生的“内在驱动力”。

77级、78级大学生，从一方面看他们并不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读书的环境与条件并没有现在 的孩子们那么理想，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生活深刻、鲜活地告诉了他们什么是“失而复得”，什么应“万分珍惜”。

尤其是本书所聚焦的这些杰出学者，都积极面对时代和生活给予他们的馈赠，不仅收获了令人信服的成功，而且还在“功过任人评说”的境界将自己历经波折的人生经验与后人娓娓道来，更是殊为可贵。

另外，作为父母，既要尊重孩子作为个体的独立意志，也要牢记自己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与使命，为孩子的成长打好成功的底色。

例如，书中王恩哥院士的母亲、顾敏院士的父亲，都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

从《两院院士忆高考》看“50后”院士群体

■王扬宗（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很少有像1977级和1978级中国大学生那样具有的“生源多样性”。

《两院院士忆高考》收录的51位77、78级本科入学的院士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年龄看，77级年龄最大的同学生于1947年，最小的同学生于1962年，相差15岁，足有一代人的年龄差距。年龄在20岁以上的有28人，占一半以上。

高考年龄偏大，是77、78级同学的共同特征。

不过，另一方面，51位院士中上大学年龄在20岁以下还是更多一些，有33人，表明还是年轻人在学习上更有竞争力。

从入学之前的身份看，51人中，13人是知青，12人是工人，9人务农，9位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2位军人，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只有6人。

而同一类身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知青，早的1968年就下乡了，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几乎10年；最晚的则是1977年夏下乡的，仅几个月后就参加了高考。

由于不断花样翻新的“教育革命”，即使应届生的求学也都有不同的曲折经历。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不论处于什么环境，都坚持读书，永不放弃，有所追求。一旦高考恢复之后，他们就能靠自己过人的学习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期间，除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坚守外，他们在不同阶段受益于许多无私奉献的老师，也是至关重要的。院士们回忆高考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大都与此有关。

十几年积压的最优秀人才，都通过1977年、1978年的高考找出口，能上大学就是登天，很多人并不那么在意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专业选择也更具偶然性，因此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进入了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大学或热门的专业。

这就造就了77级、78级优秀人才的学校出身和学科的多样性。

事实上这也更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迅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科技界的骨干。这就比后来一窝蜂追求名校热门专业好得多。

后者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使很多不那么热的专业缺乏优秀人才，至今仍然是我国科技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77级、78级优秀大学生大概是目前两院院士群体中出生于1950年代的主力军。

从本书访谈的51位院士看，他们在大学毕业后，或进一步在国内外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或进入工作岗位开始挑大梁，有少数人是在工作多年后才获得博士学位的。

其中一些人属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年代建立学位制度后较早的几批博士之列，还有10位留学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另有一位是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博士）。

其中海归博士的比例并不算高（还包括2位外籍院士），但绝大多数人都有在国外做博士后或进修工作等经历。

从他们的经历看，海外深造和工作的经历，对他们的科研生涯至关重要。

这也是中国自有现代科学家这一职业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的高端科技人才相当程度上仍要依赖海外留学培养，如何缩小我国本土培养科技人才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摆在科技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77级、78级大学生是他们同时代人中的幸运分子，只要比较一下他们与工农兵大学生的境遇之别即一望而知；甚至比他们的前辈如新中国成立后17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幸运的，他们有更多的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有由于人才断层问题而出现的种种机遇。

现在他们大都年过花甲而退休了，其中的院士们仍然坚守在科研教育第一线。他们在当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历史定位还有待观察和研究。

《两院院士忆高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研究他们。

“忆高考”之后，还可以有“忆海内外求学”“忆科技体制改革年代”“忆学术创新和发明”“忆担任科教领导职务”等等，从而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雨历程提供更多鲜活的历史资料。

《中国科学报》 (2019-05-31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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