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我们看到当代近二三十年的作品中，如《废都》里的庄之蝶，对他们的刻画和塑造，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由“共性”到“个性”的过渡特征，我相信之后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在这种个性的表达之路，越走越远，作家必然会去发掘真正的，具有“个性”的人物内心和情节、情景。过去这些作品，哪怕角色有着鲜明的人物特征描写，哪怕精确到鼻子的棱角，身材的长短，也都是为了更鲜明的表达这种特性所具有的“共性”。

题记：

喜欢写作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过去，我们在一些文学理论里认识到，那些对于角色塑造重要性的阐释，其中典型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一定是决定你作品好坏的重要参考。

1

有时候要说明一个问题，真的需要讨论另一个看似与之相距甚远的话题。典型形象与阅读理解困境，就是这样的的两个相距看似很远，其实内在却又彼此相隔很近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妨追朔到我们小时候在学堂学习写作文的情景吧，典型形象的问题也似乎要从那时说起。上学的时候，老师们让我们写一篇关于“一件小事”的作文，或者写一篇关于父母相关的作文等等，这其实就是最初的典型形象的写作启蒙。

这种范式的写作，追求的是对一个人的形象，做准确的文字陈述表达。通过一个“侧面”完成整个形象的塑造，这个“侧面”往往被定格在某一件事之上。如上小学的时候，扶奶奶过马路的故事最多，还比如父母任劳任怨的描述也并不鲜见。通过这些表现出我和父母的一种性格，或者是独特的人品特征等等。这就是一个“侧面”，一个故事情节来完成对人物的塑造。

这种写作的理论来源，我们其实可以追朔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结束的文学写作历程。那时候现实主义作品，不乏一些宏达的叙事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对于典型形象塑造的专注，以至于在当时，如果你对典型形象的塑造失败了，整个作品也就失败了。

2

继续梳理这种典型形象的塑造，我们会看的是什么？似乎看到的就是对“个性”的描写，是对一个人的“个人化”抒写。但其本质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有导向了什么？这就是我们阅读爱好者和写作爱好者必须关注的一点。

它对于我们打开一些写作困惑和阅读理解困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那个时期，典型形象无疑是文学关注的重点，哪怕是人物的身高、出身、面貌、性格，无疑不是文学写作的重要抓取内容。

因此，我们在看这个时期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形象，比如棱角的鼻梁，结实的臂膀或者是猥琐的嘴脸等等，与之对应的是人物表现的意义也是非常的鲜明而且直接。比如《家》里，觉慧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和理想的青年，觉新就是一个面对重重矛盾的长兄如父的角色。

这时的角色人物在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呈现的是非常清晰的画面。这种描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过去古典小说作品那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只是在这时期的作品中，作家不同于古典小说的人物扁平化特征，在除了一些基本的人物特征之外，还注重了一些小“侧面”来完成角色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展示。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作品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被淡化了，首先表现在人物的面貌，似乎不再是作者精心勾画的主要内容，有的人物角色的面貌，我们甚至在作品结束，作者都没有提供太多的详细描述内容。

我们阅读整部作品，就再也看不到一个清晰的人物外貌，比如古典小说那种“身高八尺、双手垂膝……”比如在七十年代的黑白分明的人物特征。虽然仅仅是少了这种描写，但却是一种写作上的重大转折。

伴随着容貌体态的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物行为和心里的琢磨不定，甚至堪称“神秘诡异”，这个最基本的特征，也是造成我们对作品理解困难的表面原因，因为我们不是如之前的作品那样，很容易的归纳他们。

3

为此，我们不妨先探究这种典型形象的初衷，就拿柳青的《创业史》来说，作品中梁生宝玉梁三老汉之间，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新旧交替之际的矛盾，是通过一庄一谐的角色对比，来完成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这种矛盾展示，从而让我们看到现实的一种正确和必然性。这些描写是否与我们上学时候，通过一个“侧面”来表达人物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试图通过这种“侧面”的描写，本想表现一个具有个性化的个性人物，但却最终表达的是一种共性特征。如品德高尚、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些词汇没有一个是用来表达“个性”的，除非你认为几乎所有人都不具备高尚品德，而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列为“个性”。

过去这些作品，哪怕角色有着鲜明的人物特征描写，哪怕精确到鼻子的棱角，身材的长短，也都是为了更鲜明的表达这种特性所具有的“共性”。我们上学时，以“一件小事”为例，放在我们初中时代，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写如何的通过一件小事，来表现自己或者别人的优良品德，或者是一种告诫和阻劝（这种劝慰和告诫无疑都是具有共性特征）。

虽然事事不同，但表现的内容却有着内在极其的相似特征，有着非常容易的、清晰的归纳特征。哪怕我们追朔到上世纪初的文学作品，这种共性特征也是非常的清晰，巴金笔下的《家》觉慧的出走，觉新的无奈，这种无疑都是具有一种共性特征，是代表的某一时期，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存在，这种存在，我们也不难在这个“典型”两个字的意义里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理解，似乎也会有其合理性，那就是我们在塑造这种典型形象的时候，往往最后都是注重的“共性”而非真个性。我们人人都知道，要写个性，但往往不自觉的由个性变成共性。因为我们总试图通过在个性中发掘共性，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试图引起共鸣是哪个时代作品创作的重要初衷，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共鸣与个性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会产生一种悖论。我们虽然试图通过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行为，不同的人物性格来表达情节和故事，但却是在表现一种我们共知的共同特征，以此来完成一种读者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这种广泛支持表现成我们阅读的过程中，就可以成为一种阅读理解顺畅感。

比如我们很容易理解《平凡的世界》里，作者要表达的内涵和意义，就是因为孙少平和孙少安这两个人物，能给很多人带来共鸣，我们很多人都能理解和了解他们，这必然让我们产生一种他们属于共性特征的质疑。之前的小说作品很容易阅读，也很容易理解，而如今很多文学小说作品却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看懂，其实这背后就有着一种“共性”退场的原因，随之带来的是共鸣的消失。

因为很多现代作品，作者开始彻底地放弃了对“共性”及其个性掩藏之下的共性的表达，共性的表达往往是“它为什么这样”，而之后的作品，却在表达“它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产生了阅读困境，也会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产生了阅读曲解，因为我们总想在后者找到以前的那种“共性”来阐释整部作品的主旨。

这也是如今，我们很多对当代作品理解的错位产生的原因，我们阅读成为了一种为了找共性，为了找一种我们有所共知的“主旨”而发起的解读行为。比如在理解作品的时候，总是按常规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而当代尤其近二三十年的作品，这种写作意图似乎已经被淡化和替代。在近二三十年的优秀作品里，我们其实是不能完全用这种共性的、典型特征来完成作品的解读和理解，而应该对特殊性的开掘，对作品中“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独特倾诉的认识。真正的实现由共性到个性的了解转变，这也是文学由集体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人学所必须的历程（可参考阅读钱谷融《文学即人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