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 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 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清朝大臣李鸿章的奏折，描绘蒸汽动力运转如此细致生动，无异于 100 多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顶戴花翎、脑后拖辫子的大臣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确实令人惊叹。对于热衷洋务的李中堂来说，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和学习能力。

李鸿章本人就非常爱学习新鲜事物，他经常召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据说有一次，他突然对数学起了兴趣，问什么是“抛物线”。留学生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蹦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明所以，回答：“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说：“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为了让大清国尽快与国外的科技接轨，1872 年到 1875 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 120 名平均

年龄 12 岁的学生赴美国留学，考入耶鲁等名校，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日后中国的很多新兴行业如电报业等都由这批学生开拓。

事实上，早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算了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 30 两银子，1 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 19 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因此，1863 年，李鸿章大力推进军工国产进程，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

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

1865 年，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时期，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今南京晨光机器厂。1870 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这充分体现了李鸿章“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先进思想，体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 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于 1872 年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跨国公司旗昌公司。这也是近代中国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通过竞争在本土市场上超越跨国公司。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以后，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深感中国积弱不振， 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 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从致力于军械到转向民用。

在 19 世纪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 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然而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他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间资本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开始推行“国进民退”， 形成官府国企在一些重点行业内的垄断独霸。由于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这些国企暮气沉沉、缺乏活力。不久这些垄断国企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 逐步走向衰亡，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动力。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 他们认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讲究龙脉的封建遗老，阻止洋人铺设电报线。1877 年 6 月，由李鸿章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早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天津机器局内水雷学堂培养电报专业人才。对中华传统文化造诣甚深的李鸿章能够不理会传统的“地脉”说而支持兴建电报业，因为他意识到未来电报业对于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清廷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 年、1872 年和 1874 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 中外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刻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他的很多主张直接促进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实施了洋务运动后的中国依然惨败给日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思想根本上向西方学习，所推行的新政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李鸿章等主导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是与对手比还是落后的。

李鸿章是大清王朝的一面精神旗帜，几乎以一人之力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走出了自上而下整体转型第一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 1 支海军，第 1 批留学生，第 1 个煤矿，第 1 个驻外使领馆，第1 条铁路，第 1 份电报等等。虽然这次洋务运动没有提升、改变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是在这场历时三四十年的运动中，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 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派遣大批留学生，翻译大量著作，开启了民智，为思想变革洒下了火种，星星之火在随后的时代里呈燎原之势。

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师辈出的时期。这就是后来的北洋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