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曾许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 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仅仅半年多时间，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就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阳谋”带来的阴影，也笼罩着军队，在全 军的军官队伍里，据说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打出来的右派中的320人，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 太谷郭堡水库。

郭堡水库建在太谷县的象峪河上游，位于东沟、小西沟和佛峪沟三流会合处，计划建一座集灌溉、防洪、养鱼、发电为一体、容量为3000万 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正处在大跃进的岁月，在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影响下，太谷县委提出：要求水库工程在1958年年底竣工，并做到当年 受益。就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而言，这是个非常大胆而困难的设想，但郭堡水库却成功了，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郭堡水库来了这不同凡响的320名 右派。

这320人，按照到达水库时间顺序，编成了三个锻炼大队。

第一锻炼大队：由原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及驻山西第十、第十二航 校、山西军区的135人组成，大队长彭承楦，副大队长周湘生、戴沂蒙、张丕泉。

第二锻炼大队：由原空军直属机关的105人组成，大队长沈保民。

第 三锻炼大队：由军委三总部及直属五院、防化兵学校的80人组成，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华涤。

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各级干 部都是由组织上从这320人中指定的。

这320名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92人，原系团员的有135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 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有几位少年时即从军，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八路、新四军干部，在抗日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曾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陈 挺、周宏达、戴沂蒙、张丕泉、常征、陈广、张文炜、聂荣廷、郑淑芹……还有留学苏联军事院校，刚刚回国就积极参加整风的，如朱兆极；驾机起义，为建立人民 空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何健生；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立有战功的飞行员杨时瑞、坦克手唐廷雄；活跃在部队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公刘，音乐家欧阳枫（李祯祥）、陈志 昂，舞美设计家赵森林……全部人员中大部分是在建国前后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初、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留学的都有。从年龄上来看，从20来岁到30来岁的 占了绝大多数。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集体，排起队来很像兵却又不是兵，因为没有领章帽徽，政治待遇上像犯人，却又不是犯人，他们干活的积极性不但犯人无法 比拟，而且远远超过了一般劳动者。他们积极热情，拼命干活，只怀着一个可怜的期望：早一天能被承认是“人民”。

朱兆极 南通陈北村人，朱兆机之弟。1944年参加革命，时新四军新一师二团文教员，参加过苏中战役，并立功。1946年月入党。由于机智勇敢，深受新一师师长粟裕赏识。1946年11月-47年8月，被新四军军部选派到共和国空军摇篮的东北老航校机械二期学习，1947年9月——49年11月在哈工大继续深造学习，1951年被派新建的空军第五航校（济南）翻译室主任。1952年赴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学习。是建国以来我军首批被派30个留学生之一。与嫦娥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航空四君子胡溪涛，主席专机机长徐佐雄，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越尚志侄儿赵元亮，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等人都是不同时期的同班同学。1957年冬归国后在空军司令部任司令员刘亚楼的翻译。1958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右派，被下放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

1957年中国政治风暴，使公刘二十年彻底交了厄运。公刘是共和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肃反时他被关押，绝望中曾把腰带勒在自己脖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然而，公刘逃过此劫却逃不过下一劫。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在西北戈壁滩，一封电报把他召回北京，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跟着便被送到山西省郭堡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公刘的主要罪状是:在某次座谈会上曾经说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搞得过火，伤害了感情，这个批评被上纲为"攻击党的肃反政策";特别是，发表过两首《怀古》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的句子，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

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全国有五十五万之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所波及的家庭不计其数。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右派超过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公刘是其中一个。对公刘的打击接二连三。女儿刘粹(小名小麦)生于1958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吮吸过母亲的乳汁。这个狠心的左派母亲，声明拒绝给一个右派的后代喂奶，最后决然抛下不满百日的女儿，背夫而去。公刘父母也经受不了命运的打击，先后辞世，只剩下女儿与父亲相依为命。

公刘又过几年，文革兴起，公刘更为凄惨。公刘后来在一篇题为"大难不死尚待后福"--他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中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他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从1958年至1979年，公刘在强制劳动中，"努"伤了身子骨，关节肿大，还经常屙血不止。那期间，扛百十斤一块的石头筑坝，一天扛十二个钟头。特别大炼钢铁那阵，矿石八十斤一担，五十里路一天得跑两个来回。1981年透视，才发现，脊椎早已呈S形了。长期间饥一顿饱一顿，造成公刘严重的胃病。1977年，他出差北京，忽然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还在执行《公安六条》，严禁外地五类分子晋京看病，而公刘恰恰是山西来的"右派"，怎么办?幸亏冯牧的女儿小玲给走了个后门，公刘混进了公安医院，止住血便乖乖地自动走人。

"四人帮"被粉碎后，公刘终于得以复出。他写道——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方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熬白，神情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瘢。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1500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30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腰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竟，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 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300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 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米、10米、20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悟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梁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梁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了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的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样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我哪一只手心？”中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中中中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笔，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大枪。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轮着供应。男女分灶，只能扎在男人堆里，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一堆，女的另归一堆；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末闻的奇事。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不敢吱声。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不像如今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场，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二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

为了探矿，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这天，我们正走着，突然间，空谷里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我茫然地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地味道。

我收住了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沙沙乱响，还没等我作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无比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我下意识地斜着眼睛膘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操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自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瓜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蹿了一蹿，该死的畜牲！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调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地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探矿锤的尖端不但沾着狼的血，带有哆目糊和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右派”，竟然教恶狼变成独眼龙了！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 显然是助威， 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地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洪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疙瘩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你；我就怕你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了。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你的名字赖，你看，你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哈哈大笑。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的确是为了找到铁矿，完成任务，哪怕是立上一小功，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

写到这里，应该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怪异，把儿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

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死命！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记住，人家给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般般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人生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20天；1984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罢。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把这句俗话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1931年，林凡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教育世家。从小喜欢建筑，高中毕业后想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然而他偏科厉害，全县17个中学，文科统考第一名，可是数学不及格。林凡17岁参军，由于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超众的艺术才华，很快崭露头角，先后担任过从军记者，美术编辑。林凡先生清楚地记得，是1958年4月29日离开北京下放到山西的。他剃光了头发，只带了换洗的衣服，到医院隔着窗户，看了一眼刚刚出生一天的大女儿丹诗就出发了。

戴着“右派”的帽子到一个新环境该怎么办？想到了母亲常常告诫自己的话：“猴子坐在板凳上，也要像个人模样。”

林凡与其他320余位来自军委直属单位和各个军事院校的“右派”，被派往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当时的郭堡水库工地只有很少的机械，但要完成“当年开工、当年受益”的计划，只有靠人力拼搏。第一次评奖，林凡就当上了劳动模范。

由于有艺术专长，林凡被抽调到太原参加青年跃进展览。在七天七夜加班工作取得展览的成功后，他却被逮捕了，罪名是私自逃避劳动改造，因为他的调动只是领导人之间的口头承诺，没有调令可凭。当时任省团委书记、展览主任的仝云同志，主动出面澄清，他才得以重获自由。

随后，他又参加了山西献宝展览，负责收宝和布展。在展览中，收藏家、时任山西省博物馆副馆长高寿田先生，并没有把他当成“右派”，而是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辨别青铜器、玉器和书画，林凡开始对古文物有了入门的粗浅知识，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山西真是文化的沃土。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林凡被选中参与山西厅的装饰和陈设。为汇集有关陈设文物和描绘能代表山西风光的素材，林凡跟随负责陈设的山西省美协主席苏光和一些画家走遍了山西。林凡越看越激动，越走越感慨：“山西，风景美，文物丰厚”，并很快撰写了陈设方案和彩色的陈设效果图。

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8个月当中，林凡设计了沙发、地毯、陶瓷用物、屏风，其中，由他摹画的永乐宫八音图作为陈设小品画挂在了山西厅。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极具时代特色的事情，令林凡记忆深刻。那是4封介绍信的故事：

介绍信是由省里开到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的，信是这样介绍的：“我省右派分子林凡去人民大会堂搞设计和装饰陈设”。但到了北京，“右派分子”怎么能进入人民大会堂呢？于是，转写的介绍信就改成“兹介绍我省青年画家林凡同志去人民大会堂工作。”8个月后，完成了任务，大会堂把他介绍回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介绍信又是这样写的：“贵省青年画家林凡，在人民大会堂工作八个月，积极主动，成绩卓著……”可是山西省驻京办事处怎么往回介绍呢？往回的介绍信写道：“我省右派分子林凡，已完成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装饰任务，著其回省继续改造。”

1960年，林凡调入山西省晋剧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