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是关于上世纪风靡全国的“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也是“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的第一次集体展示及赏析，从中可以看到这三十年间的文坛变化与审美变迁。“百花小开本”散文上世纪风靡全国，囊括了当时许多著名作家，如孙犁、季羡林、巴金、冰心、叶圣陶、冯骥才、宗璞等。

某种程度上，《那时书妆——“百花小开本”散文书衣》这本书是对“百花小开本”散文书的一次有趣的回顾和把玩，是对文化的传承与致敬。本书还收录了当年的读者、现在的文化专家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图书的回忆与评介。著名出版人汪家明老师倾情作序，从封面的色彩、元素、风格等到开本的尺寸、用纸、内文的版式等，进行了详细解读。

该书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届时将向大家介绍更为详细的信息。在共同期待这本小书之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汪家明老师撰写的精彩序言——《口袋书之爱》。

口袋书之爱

汪家明/文

许多读书人喜爱“口袋书”，包括我自己，但从未认真想过为什么。几十年与书打交道，我收存的口袋书少说也有二百来本。近日得暇，翻看一过，有些惊讶，其中经我手编辑出版的就有五十多本：《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丛书》，冰心、叶至善、李杭育等的散文随笔集……这些小书出版于1998年至2000年。那几年有阵“口袋书热”，可惜没成气候，冷下去了。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开始出版口袋书，如叶圣陶《小记十篇》、巴金《倾吐不尽的感情》、孙犁《津门小集》、碧野《月亮湖》、叶君健《两京散记》等。即使是“文革”中的1975年，也出版了《深山明珠》《驼铃千里》等口袋书。“文革”过后，百花社坚持这一传统，孜孜矻矻到今。以我的收藏看，百花版口袋书堪称中国最成规模、最有特色、延续最久、读书人最爱。

所谓“口袋书”，并无明确界定，大抵指开本小于32开，印张少，分量轻，便于携带的图书。中国古代曾有 “巾箱本”、“袖珍本”，是可以塞在放置头巾的小箱里或揣在袖子里的书本。1927年，日本岩波书店顺应关东大地震以后，读者对低价图书的需求，首创一种内容包罗万象，开本仅为一般32开书籍一半的“岩波文库”（105毫米×148毫米），引起市场热潮，随之改造社文库、新潮文库等跟风出版。二战后，日本经济衰败，精神挫伤，“文库本”更受欢迎。岩波文库绵延不断，角川文库、教养文库、市民文库相继推出，读者渐渐养成了购买、阅读文库本的习惯和爱好，连讲谈社、小学馆、集英社这样的大型出版社也参与进来。“文库本”遂成为小开本、成系列图书的专称，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口袋书。如今日本书店里，文库本常常占据一整层楼的位置。由此观之，日本口袋书之流行，一是因为经济衰退、战争失败、精神需求旺盛的遭际，二是读者阅读、购买、收藏习惯的逐步养成。二者缺一不可。而中国，没有这种历史遭际，形不成口袋书的大潮和规模，也就不奇怪了。

既未形成风潮，出版日少，口袋书反而金贵。我记得范用先生在世时，就喜欢小开本图书，他主持出版并亲手设计的三联书店《读书文丛》《今诗话丛书》以及杨绛《干校六记》等，都是窄本小书，当时跟风的不少（如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百家丛书》）。范先生还藏有1936年版的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四种，由鲁迅、郁达夫等写序，开本115毫米×150毫米，与日本文库本相差无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套十二本《外国名诗》，收有波德莱尔、纪伯伦、泰戈尔、聂鲁达等人的作品，尺寸只有95毫米×130毫米，真的可以随手装进衣袋。其装帧设计者张守义，作者画像出自柳成荫——都是书装界的大家。

百花版口袋书尺寸110毫米×160毫米，是以690毫米×960毫米的小整张裁切的32开本。开本虽小，装潢却大气：封面绘画，多用木刻或线画，朴素、强烈、灵动；书名和作者署名，或是手写的美术字，或是作者手迹，亲切有感；颜色不过两三种，简洁、清雅。风格相类，具体却各不同。内文也不苟且：有环衬，有扉页，扉页背面是版权和内容提要；五号宋体字，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序言、后记和附录则用五号仿宋；目录上空五行起；正文单篇起，亦留足天头，而且常有题图在篇名之上；篇尾有空时，则插以图案……可谓精心安排，一丝不苟，全无轻视之念。范用先生曾说：“封面是华丽绚烂好还是朴素淡雅好，得看什么书。文化和学术图书，一般用两色，最多三色为宜。多了，五颜六色，会给人闹哄哄浮躁之感……书籍要整体设计，不仅封面，包括护封、扉页、书脊、底封乃至版式、标题、尾花，都要通盘考虑。”以这段话对照百花社的口袋书，庶几近之。

日本口袋书除了开本小、价格廉之外，在内容上与普通开本图书并无不同。中国的口袋书，尤其是百花版，则以散文随笔为主，多是作家学者长篇大著之余，灵感的闪光，情趣的捕捉，睿智的手录，读者可以任性打开一页阅读，可于闲暇时玩味，与作者通感或共鸣。如季羡林《天竺心影》、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宗璞《丁香结》、贾平凹《月迹》等。我读晚年孙犁作品，就是从百花口袋版《尺泽集》开始的。1982年我在黄河岸边一座边远的小城里教书，课余给学生读这本集子里《报纸的故事》《亡人逸事》《鸡缸》。此后我陆续购存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远道集》《陋巷集》等，都是百花版的口袋书。1998年，我和孙犁研究会秘书长刘宗武先生，为孙犁晚年的十本书，起了一个总名叫做《耕堂劫后十种》，出了一整套口袋书，专程去天津交到孙先生手上。这个缘分，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说到底，书的内容还是第一位的。以上面提到的百花社口袋本为例，即可看出他们那种寻访遗落的金子般的热情和辛劳。我想，书友们对这些小书的喜爱，是从里到外的爱，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爱，是对书的完整生命的爱。

据说，百花社六十多年来出版的口袋书已有数百种；据说，有人专门收藏百花版口袋书。可如今出版界，书越出越大，越出越厚，16开本已占主流；印装工艺越来越复杂，印色之外再加烫金烫银、压凹起凸、覆膜覆油、模切镂空；书店里、网络上价高打折书比比皆是，小巧、朴素、价廉、品高的口袋书少有人问津……时风如此，无从抗拒。而从未辉煌过的口袋书仍旧默默存在着，被一些人热爱着，如同洒落的金沙，不知哪一天被老沙梅聚拢起来，打造成一朵金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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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赵世鑫 排版：马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