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时间的灰烬

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经过小说家的演绎，成为《西游记》，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但却不是最早的。

两汉之际，佛法开始逐渐流入东土。魏晋北朝时期，有两次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都与佛教有关。

十六国时期，前秦大将吕光，在淝水之战（383年）前夕，曾率军远征西域，攻破龟兹国。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作为战利品，被带到凉州（今甘肃武威）。

吕光死后，后秦皇帝姚兴将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弘扬佛法，为翻译佛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世纪中叶，北魏胡太后派出宋云使团，曾至北印度，求得佛法而归。

这是两次与佛法东流有关的官方行为。魏晋之后的西巡求法者，主要是佛教信仰者的个人行为。

猪八戒才不是二师兄

最早的西行僧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

朱士行（203-282），三国时代魏国佛教高僧，法号八戒，颍川人。

嘉平二年（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并在白马寺举行传戒大典。

洛阳白马寺

朱士行第一个登上了戒坛，成为中土第一位受戒的僧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一位真正的“比丘”。

朱士行受戒以后，便发愿穷尽余生来弘扬佛法。

洛阳，这座佛法盛行的圣城，是许多西域高僧来中土弘法的第一站。对朱士行来说，也是最好的修行和学习的地方。

他白天为僧众讲解经典，晚上又孜孜不倦研究现有的典籍。

朱士行在洛阳呆了十年，期间他也遍访西域高僧，想弥补有些经典在流通过程中的错漏之处。

然而，由于大多数经典没有原本，众说纷纭，各执所见，他们的解答只会加深他的疑惑。朱士行萌发了亲自西行寻经的志愿。

魏甘露五年（260年），他自雍州（治今长安）出发，一路向西来到凉州境内。

凉州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汉通西域之后，河西一带成为“华戎所交”的重要领域。在这里，朱士行看到了更多的西域僧人，他谦虚地向他们请教，并学习了西域的常用语言。

他继续向西，越过戈壁沙漠，终于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

于阗是天山南路的东西交通要道，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必经之地。因此，于阗成了西域佛教的中心和东传中土的中转站，无数取经僧人，从于阗获取佛经善本，这使于阗获得“小西天”的美誉。

朱士行在此一边参访佛教圣地，一边学习新的佛教经典。寒来暑往，春去冬来，费尽千辛万苦，朱士行终于找到了《放光般若经》的梵本。他拿到经典后立刻着手抄写，共获得“正品梵书胡本经典”九十章，六十余万言，并遣弟子十余人，护送佛经胡本还洛阳。

因为身体衰迈，朱士行最后没有返回内地，以八十岁高龄终老于于阗。

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学者，诸如帛法祚、竺法蕴、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朱士行传》记载其“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阻不能移焉”。

朱士行是开创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在他的感召下，一百多年后，东晋高僧法显开始了西上印度的艰苦历程，又过了两百年，唐朝玄奘从长安踏上了印度之行的漫漫之路。

从时间和历时的角度来看，“八戒”应该是玄奘的“师傅”，而非“徒弟”。毕竟，他作为我国佛教史上到西域求法的第一人，要比唐僧早了三百多年。

法显：我的经历才是第一部“西游记”

此后的求法高僧中，法显（334-420）、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是三位功业卓著的大师。其中，法显不仅是西行求法的创辟者，而且是从陆上丝绸之路“西越紫塞”而往，从海上丝绸之路“南渡沧溟”而归。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自幼童时代就在山西襄垣仙堂寺为沙弥，20岁剃度为比丘。

法显

三十多岁的时候，法显来到当时的北方佛学中心、后秦统治下的都城长安。在这里，法显的佛学造诣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的佛教有“南方重义学，北方重功德”的差异，他对禅法和戒律的兴趣比经义更大。因此，感于当时佛经不甚完备，戒律多有谬误及残缺，法显立志要西行佛国天竺取经，寻求戒律。

当时，中原内地佛教不断发展，僧众不断扩大。但是缺乏相应的戒律，僧团修行没有统一行为规范。

这时的和尚务农的、经商的、诈骗的、看相的、行医的、钻营的都有，唯独专心做和尚的不多，而且有点钱的还贪图享受，跟佛教的根本教义相悖。甚至在公元390年后燕吴柱叛乱时，曾立僧侣法长为皇帝，以佛教为幌子，裹挟十万僧侣信徒祸乱河北。

以慈悲为核心理念的佛教非但没有为百姓带去和平安康，反而参与了杀戮，这都和戒律缺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道安和慧远等高僧都曾为了完善戒律而做出很大贡献。但是，这远远不足以解决僧团生活的建设问题。

法显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经陕西陇县至张掖，遇到智严等几位同道同行。

从长安到凉州的旅途尚称通畅，凉州此时虽然西秦、南凉、后凉、北凉并立，西凉也行将建国，战乱频繁，但各国君主都对佛教崇信有加，因此他们一路顺畅地到达凉州的最西境——敦煌。

在敦煌作短暂停留和准备之后，经过17个昼夜，越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长达一千五百里的流沙之路。然后到达鄯善（今属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行至塔里木盆地的乌夷国（焉耆），在401年进入于阗（今新疆和田）。

白龙堆沙漠（流沙）

新疆是这个时期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佛事甚盛。因此，在焉耆、于阗等地，法显都有两三个月的停留，观摩当地佛事活动。

根据法显《佛国记》记载，当时于阗（和田）人民生活安定，佛教非常兴盛，经过鸠摩罗什的弘扬，已经以大乘为主，甚至专门建有僧房给客人居住。法显一行安顿的当地最大的瞿摩帝寺就是大乘寺院。他们在于阗停留了三个月，观看了当地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像游行。

之后，法显等人继续西行，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着瓦罕走廊，然后南下渡过印度河，于402年到达北印度的乌苌国（今巴基斯坦西北边陲）。

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通道。法显在《佛国记》中自叹“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他是第一个越过葱岭，走通今日所谓中巴公路的中国人。

法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佛教修学之旅。他从印度河到恒河流域，追随佛祖的足迹，一路不仅参观佛迹，还学习梵语，抄写律经，收集了《摩诃僧祗众律》《萨婆多部钞律》《摩诃僧祗阿毗昙》等佛教经典。

409年，他渡海来到斯里兰卡，继续搜求佛典，求得了《弥沙塞律》等佛经。两年后，法显从斯里兰卡乘坐商船东归，横跨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在海上历尽千辛万苦，航行八十多天，于412年8月在山东崂山登陆。

413年，法显来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潜心翻译所带来的佛经，并留下了《佛国记》（又称《法显传》）的伟大著作，完整记载了他这次伟大的旅行。420年（一说423年），在荆州圆寂。

在名垂青史的众多西巡求法高僧中，法显创造了许多第一。

他首途时61岁，是年龄最高的，享年80岁，也是最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打通海陆丝路、西行求法的高僧。与法显同行的9人中，只有法显一人学成归国，回到故土弘扬佛法，“欲令戒律流通汉地”。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佛国记》的伟大意义。

《佛国记》保留了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宝贵记录。比如，法显从斯里兰卡搭乘的商船，有200多位乘客。又如，法显在苏门答腊岛逗留期间，为了等候汉地的船，大约等了四五个月。

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南海丝路上东西商贸的发达，也有助于我们了解5世纪中叶南海地区与中国大陆商旅航行情况及其频度。

《佛国记》就是关于环南海和印度洋东西方精神与物质文化交流的“西游记”。

正如近代学者方豪所言：“法显之功绩不仅在译经及弘宣教旨，其所记历程虽仅九千五百余言，然精确简明，包括往返西域历程及航海经验，尤为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亚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参考数据。”

西域地区由于距离内地遥远、政权变更频仍等等原因，其古代社会历史的状况，留存至今的资料较为缺乏。

而印度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智慧非凡的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印度民族在文化性格上却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不大重视历史的记述，对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夸张、想象的成分过多。

因此，法显对于公元五世纪之前的西域、中亚以及印度的佛陀时代、孔雀王朝、贵霜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真实叙述，是研究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最可宝贵的历史文献。《佛国记》的这方面的价值，早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学界的共识。

法显西行也深深地鼓舞了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自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当继之！”

唐代高僧义净，也是一位伟大的西行者，曾经比较，“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法显）则创辟荒涂，奘法师（玄奘）乃中开王路。”意思就是，法显是“西行求法的伟大开创者”，玄奘是“西行求法的发扬光大者”。

法显在佛法的弘扬上也是功名卓著。

有人这样说，佛家戒律有五部，流传中土的有四部，其中三部是法显取经携带回国的。

《摩诃僧祗众律》译出后，在当时影响甚大。它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

除戒律方面之外，法显还记载了天竺自古以来流行的佛教制度。

在叙述了摩头罗国之概况后，法显用近千字的篇幅较为细致地叙述了天竺实行的仪轨制度。

比如，天竺诸国国王“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众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

这里所讲的是国王供养僧众饮食的法式。

在《佛国记》中，法显对西域、印度诸国的规模较大的法会叙述得尤其详细。

如于阗国、摩竭提国的“行像”仪式、竭叉国的五年大会(般遮越师)、弗楼沙国的佛钵崇拜仪式、那竭国的佛顶骨崇拜仪式、师子国佛齿供养法会等等。

此外，法显还对其在天竺所瞻礼过的佛塔一一作了描述。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研究西域、印度佛教，特别是五世纪印度佛教史的珍贵文献。

法显归国后，正当东晋南朝处于战乱频仍之际，地方官的接待十分有限，他仅仅依靠个人之力、信众支持，苦心孤诣完成了几部重要戒律的翻译工作。

法显一生没有获得什么政治荣耀的光环，只有对信仰的默默坚守，对事业的顽强坚持。与玄奘西行经历中广结众缘、交好贵族并获得丰厚的做法相比，法显的成就殊为不易。

玄奘的西行壮举，无论在佛教史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盏明灯，他的事迹和精神千百年来广为传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满敬意缅怀像朱士行、法显这样不事张扬、埋头苦干的先驱性伟大人物，给予他们更高的礼赞、更多的关注。

参考资料：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维中，《新译佛国记》，2004年，三民出版社

方豪，《中西交通史》，1982年，岳麓书社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1995年，中华书局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锺美珠译，1990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陈寿，《三国志》，1971年，中华书局

《佛国记——法显西行》纪录片解说词

作者简介：时间的灰烬，喜爱阅读，愿把专业的历史用通俗的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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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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