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监护仪的屏幕上，一条笔直的线。

心内科的医生，平均一周签下3封病危通知书，每72小时就有一位病人去世。

就像《死亡如此多情》这本书里所讲的：从专业角度来说，作为医生我们应该尽力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可是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会有想要放弃治疗，让他们走得有尊严、走得不太痛苦的念头。

1

心内科的病房走廊有20多米长，这是我们与死神的赛道。

第一个病人，住在“赛道”的最后一间。他看似看淡生死，不过我觉得他是在“扛着”，是个“扛爷”。一年前扛爷就被查出心肌梗死，回家照样烟酒不误。现在送过来胸痛了一天，不肯抽血，也不做手术，就是默默地“扛”。

而走道另一边的尽头，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住了个臭脾气的何老伯，日常活动是逮着护士骂。他女儿脾气更差，只要见父亲不听医嘱，她就开始大声呵斥。我们的走廊常常充满着这对父女的吵嚷声。

最后一位病人王婆，住在走廊稍中间的病房，她总把头发梳的一丝不苟，身上的病号服洗得泛白，好像随时要出院的样子。而且她很爱笑，一个人也笑盈盈的，是个“笑婆婆”。

扛爷、何伯，还有“笑婆婆”，这三位病人都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他们的心跳随时可能变成一条直线。

2

三人中，最先做出选择的，是王婆。

每次护士给她换药打针，她都笑眯眯地说谢谢，还提醒我们“要好好吃饭”。王婆的家人始终都陪伴在身边，床头围着一大帮子人跟她说话。

眼前王婆一家子异常和谐，但我心里清楚，王婆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当天下午，她完全喘不过气，血压计上的指数不断攀升，经过吗啡镇静等抢救，她的情况才稳定下来。

我赶过去时，王婆正攥着女儿的手，在病床上不停扭动。慌乱中她一把扯掉输氧的面罩，微弱的呢喃传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我不行了，带我回去…..”王婆的女儿拉着母亲的手。

家属点了点头，同意了。一切都很安静，除了心电监护仪不时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王婆，为什么要回家呀，想家啦？”王婆慢条斯理地说：“人老啦，要回家啦，咳咳咳......”话被咳嗽打断，她的女儿轻轻拍着她的背。

她告诉我，自己是乡下人。吃那片土里的庄稼，现在要回到那片土里。

3

入院两天了，扛爷的家人还是没有露面。最坏的结果随时都可能发生，可他的病危通知、抢救同意书上，一个家属签名都没有。

“医生，我好啦！没事啦！”只要胸口不痛，他就是这副乐呵呵的样子。

我伸手扶他过床，刚一靠近，就闻到他身上怪异的味道，酒精、汗臭，可能还有排泄物。

他老婆跟人跑了，大儿子在外边打工，小儿子还在上大学。我猜想到了他为什么那么扛着，那么安静了。

然而我们整个科室都没想到，扛爷的两个儿子很快就要来了，还带着他们做出的选择。

4

与此同时，走廊的另一头，臭脾气何伯在病房里闹翻了。

我赶到何伯的床位，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地上一滩红色的液体，何伯手里攥着从自己手臂上拔出的针头，他不停地挣扎，另一只手在身上抓来抓去。

“好痛啊！”何伯像个孩子，皱着眉头向我哭诉。

“痛你还拔！”身边的护工阿姨被何伯整得非常烦躁，一边用棉签紧紧压着他手臂上的针眼，一边训斥他。“这个坏家伙，搞得大家都不能休息”。

他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贴着各种线路的手把自己抓得血肉模糊。

何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一部老旧的诺基亚，里面就存了一串号码，是女儿的。

女儿能陪他的时间，是每天吃饭那一小会。女儿不在的时候，何伯只能呆呆地坐在病床上，看着这些发出怪异声响的仪器和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

我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持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和指标吗？距离他和女儿做出选择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5

夜深了，我埋头整理着病历，一个人影推门进来。

我抬头，是个小伙子，30来岁，面容疲态。他穿戴还是很整齐，双手交叠，局促地放在身前，静静地立在门口，不时抬眼朝屋里望。

同事示意我，这是扛爷的儿子。

“医生你好，可不可以麻烦你再请示一下主任，把我爸爸的气管拔了。”他哽咽着嗓子，语气里都是哀求。

即便接触的每一个医生都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他还是翻来覆去提这个要求，和同事说的一样，特别执着。

为什么他选择一定要给自己父亲拔管呢？

“我想让父亲说出最后的话。”他强忍着说了这么一句，背过身去。

扛爷的情况越来越差，我明白他的意思。插管的病患无法说话。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我看着他抽动的肩膀，话语间有点质问。

“我在外地打工，多干一天活就能多拿一点钱。”扛爷病了十几年，偏瘫之后就失去了工作，家里的开销都靠大儿子撑着。现在母亲也在另外一个科室住院，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

他每天多工作一点，父亲就能多“扛”一点。

要是让他停下手头的活儿，弟弟没法上学，更没法给父母治病。

“这十几年，我们和母亲的眼泪早都流干了。”他说去年父亲心梗的时候，医生也建议放支架，但是支架需要药物的维持，父亲药都不按时吃，自己也没条件成天看着他。

“我真的支持不起了”，男人用手捂住了脸，只听到声音打着颤，看不到表情。

我知道了，扛爷的背后，他的儿子也在“扛”。

6

“师兄。扛爷心颤了！”晚上十点，师弟推开办公室的门喊我，语气好像只是在说血压计坏了。

这是我从医以来听到的，最平静的抢救呼叫。

我赶到扛爷床边，他的身体开始抽搐，双眼上翻，心电监护仪上的图像剧烈波动着。

扛爷的小儿子也在，一张学生气的脸上此刻充满了惊恐，眼睛里的光不安地跳动着，他躬着上半身伏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紧握着父亲枯槁粗糙的手。

大儿子站在床边，沉默地看着父亲的脸。

突然，扛爷的嘴角开始抑制不住地抖动，大滴大滴的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下。我绷着脸，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强打起精神和他商量是否需要继续抢救。

白剌剌的灯光把“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打得惨白。扛爷的儿子狠命地抿着嘴唇努力抑制情绪，但还是忍不住小声地抽泣。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心电监护上的图像从剧烈地波动逐渐变慢，最后在视线里拉成了一条直线。“滴——”尖锐的报警音响起，好像在向屋子里的每个人宣布，一条生命刚刚离开了。

7

随着扛爷的离去，另一头病房里的何伯，也即将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牛气冲天，逮人就骂的劲头了。多数时候，他都缩在自己的床位上，像一尊石膏雕塑。

好几次我经过病房，何伯的女儿在床边一动不动，木讷地看着父亲。像是守着，又像是等着。

4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张白花花的文书——“放弃抢救同意书”，看清上面的字，我凑近了一些。

家属签字那一栏，是何伯的女儿。

很多天后，我突然想起何伯那天在病房哭泣，呢喃着想要回家。我一直在琢磨，或许早在那时，何伯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死亡是不可避免和让人悲伤的，在弥留之际，是在痛苦的抢救和孤独的忍受中离去，还是在温暖的陪伴下安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呢？也许这位护士的一番话能给你答案：

“我们的目的是能让患者有尊严地、安静地离世，但有时接过来的病人活得很辛苦，他们为家属而活，或者为整个大的医疗环境而活，其实他们到了最后一刻，都没能为自己的生命做主……”

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这一生，爱过，被人爱过，已经是无上的幸运。

文章来源：天才捕手计划（ID:storyhunting)、丁香医生、中国医学论坛报壹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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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离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