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范霍文的《她》，让伊莎贝尔·于佩尔再度成为话题人物。这部电影里的她，几乎就是照着伊莎贝尔·于佩尔的样子写下来的，坚韧又神经质、深情又蔑视一切，是标准的“伊莎贝尔·于佩尔式女人”。

“伊莎贝尔·于佩尔式女人”存在于于佩尔出演的每一部电影里，但我最喜欢的，是几部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伊莎贝尔·于佩尔身上的文学性，让她适合出演具有强烈文学性的人物。

第一部是根据三岛由纪夫小说改编的《肉体学校》（《The School of Flesh》）。女主人公多梅尼克被好奇心驱使着，跑到一间gay吧去，千人万人里，把侍应生昆汀挑了出来，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度成尔虞我诈的同居，最后他打算离开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准备和总裁女儿订婚了，她使出手段，等他彻底地臣服在她面前后，却又把他轰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娶了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跟她打招呼，试图得到她的电话，她冷冷地拒绝了。

伊莎贝尔·于佩尔演多梅尼克，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简直就是中年女人千疮百孔的欲望的化身，她为了忍住自己，牙齿都咬酸了，连那贯穿始终的微微笑，都是颤巍巍的，像是身体里始终有个拳头捏着不放，肠肠肚肚都只在指头缝里渗出来一点，但还是漏洞百出，到处跑冒抵漏，连眼神都是湿漉漉的，最后她胜利了，那胜利都是湿漉漉的。

另一部是《钢琴教师》，这部电影也全靠了是她演，只是那中年钢琴女教师最后在与年轻男子的欲望角斗中失败了，不只因为她出身卑微，更因为——她根本就是某种SM人格，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光明顺利的爱已经够不上她的情感阈值，她早把“强烈”和“痛苦”混为一谈，习惯并且喜欢“得不到”甚于“得到”，沉浸在对痛苦的习以为常中不能自拔，与其遥望悲剧，心悬悬的，不如把事情搞砸，让对方逃走，让悲剧早早降临，而自己在被厌弃中求着挣扎着，晚上才能睡得好。耶利内克的原作根本没有这样精彩，她即便得到诺奖，也不能改变其三流作家的地位，导演哈内克才是真正的冷暴力大师。

还有一部，是根据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改编的同名电影。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出版于1950年，其时杜拉斯三十六岁，距离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已经过去了七年。《堤坝》两度被改编为电影，最新一版的女主角，就是于佩尔。

伊莎贝尔·于佩尔扮演的杜拉斯母亲，也是一个“伊莎贝尔·于佩尔式女人”。她 从法国来到印度，在丈夫亡故后，用十五年的积蓄买下了一块土地，因为没有向土地管理员行贿，得到了一块每年都会定期被海水淹没的土地，根本无法耕种。这位母亲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绝望的境遇，她告状、借款、在海潮出现的间隙，种植一点东西，但最后她抓狂了，她想要筑起一道低档太平洋的堤坝，并且当真付诸行动，两次努力均告失败后，母亲郁郁而终。“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失误、偏执，将自己陷入一种战天斗地的狂热状态中。

她灼热、神经质、深情、刻薄，狂热，又精打细算。她既希望她能从中国男人那里弄点钱来贴补家用，甚或将他们全家救出水火，却又碍于种族差异，得表现得不那么热情，把态度地调校在情愿和不情愿之间。事实上，他们也瞧不起中国男人，每次聚餐、喝酒，他们都不和他说话。而伊莎贝尔·于佩尔让这一切矛盾的品质完美统一在一起。

她让杜拉斯母亲的形象有了依附，也让杜拉斯的形象有了托盘，想起杜拉斯，最先想起的是海滩上的暮色里，那个孤零零的女人，她嘴角像是刀刻，眼神斜乜，静待下一次来自太平洋的海潮向她发起挑衅。那个用了几十年生命来挑战文字的杜拉斯，其实是母亲生命的延续。而伊莎贝尔·于佩尔，则是所有这些形象的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