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官是封建政权体制中最基层的官员，也是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历史上，有“灭门知县”的说法，意思是说知县作为一方土皇帝有着很高的权力，又有“天高皇帝远”说法，意思是说知县远离统治中心，可以为所欲为。

​可实际情况却非如此，从明清两代来看，要说最难做的官是哪个级别，那无疑就是最基层的州县官了。清代时流传着一个官场说法，叫“保住乌纱帽，不碰琉璃屏”。这个形象的说法将州县官比作琉璃屏，触手便碎。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州县官这顶乌纱帽最不好戴。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朝廷对州县官制定的考成条例太多，随时有被罢官的危险。顺治时江南总督郎廷佐说江南有“三大困”，其中之一便是因为考成之法过严，官员到任屁股还为坐稳便被降调。为此，他上奏顺治帝：“官有必去之念，民无慑服之心”，请求朝廷将考成规则中降调的条款删除，最终的处罚应该限于革职戴罪。

​然而，清初连年战争，征收钱粮成为国家的命脉，以至直到康熙时期，州县官考成的条例仍在制定完善中。康熙时期的江苏巡抚宋荦曾作过调查，苏、松、常、镇四府，因为赋税积欠，州县官几乎任职一年即被革职，成为真正的“琉璃屏”。

除了钱粮征收的考成处分外，保一方平安即司法治安也是州县官考成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立法也屡经变化，以至于最高统治者都感到左右为难。如立法严格，表面看来能够杜绝地方官讳盗不报，保证盗案高破案率，以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但这样一来，上下级有连带责任，上司督责州县，州县督责捕役，限期不破案要受处分。为了保住乌纱帽，就经常发生诬陷滥比的事情。

​如果立法稍宽，似乎可以给州县官从容缉捕的时间，也能避免牵连无辜，但又担心州县官漫不经心，捕役玩法养奸，百姓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向来以治国如烹小鲜的乾隆帝就曾痛惜地说：现在的州县官只用心于刑名钱谷，顾及自己的考成，以没有过失为上策，上司也认为这样的官员称职。

考成条例多，州县官又要保住乌纱帽，就必须要出大价钱请师爷，刑钱师爷精通律例规章，虽不做官，但懂得规矩，能帮州县官把位置坐稳，让琉璃屏不碎。

乾隆八年，吏部曾有把正途出身的新选州县官员讲读律例这一规定作废的建议，理由是他们的事情太多，法律条例自有师爷、书吏们掌握，但乾隆帝觉得把法律交给书吏们有损国家体面，哪怕事实如此，也还是否定了吏部的提议。

​各种考核条例太多，就像给州县官戴上了紧箍咒一样，整天处于紧张状况，多少雄心壮志也都被这些条条框框给束缚住了。清代的州县官之所以出现很多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局面，就是因为条例太多，在保住乌纱的大前提下，就谈不上有何作为了。

郑板桥、袁枚都是清代的大家，他们也都是正途出身，但都是在知县的位置上苦不堪言，最终选择了辞官。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所写的《青玉案·宦况》一词中，道出了他的苦衷：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磈儡，束吏平情染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