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彬与抗日人士孙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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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荫芳是河北省深泽县小直要村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在村里读的小学，后在教会资助下在北京崇德中学读书。期间，正赶上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 爱国运动。孙荫芳怀着满腔热血，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他和一批同学组成去西安的“西征队”，带着宣传品，不顾军警的阻挡，机智勇敢地闯过一道道难关，胜利完成了去内地宣传的任务。

北京崇德中学高中毕业后，孙荫芳被保送到山东齐鲁医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后调到开滦医院，先后在开滦几个矿的医院里工作过。

1937 年春，孙大夫调任开滦赵各庄矿医院院长，住在高级员司房十一号。那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了冀东，华北成立了殷汝耕的伪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冀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孙荫芳满怀忧国忧民爱国热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8 年6 月，在河北省怀柔县沙峪镇与日本关东军板垣师团作战中负重伤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李钟奇，经地下党安排，转送到赵各庄医院治疗。周文彬亲自找到孙荫芳，商量最佳治疗方案和保证安全的最好方法，孙荫芳不顾个人和家庭风险，将李钟奇安置在自已家中精心救治。周文彬特别安排地下党员暗中保护孙荫芳家。经过一个多月后的救治和疗养，伤势日趋好转的李钟奇，在周文彬的周密安排下，化妆成矿工由邓茂生、葛春生护送，经古冶车站秘密转移到天津法租界孙荫芳的朋友马大夫的医院继续治疗，安全脱险。李钟奇被成功转移后的第二天，得到消息的日本宪兵队，疯狂地到孙荫芳家实施抓捕，因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狼狈撤退。

1938 年5 至6 月间，地下党干部孙培臣由天津调来冀东王官筹建秘密电台，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后，孙培臣又调到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工作。孙培臣的爱人赵雯带着他们刚刚4 个多月的女儿，由天津来到唐山，准备随孙培臣到抗日前线去。因工作需要和孩子太小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在周文彬和唐山地下党的研究安排下，把孩子送到赵各庄，寄养在孙荫芳家。孙荫芳及妻子张瑾不顾危险，精心抚养孩子。赵雯牺牲后，孙荫芳及妻子张瑾对孩子更加疼爱有加，他们与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同亲生，直至孩子长大成人。

从1938 底到1940 年春，孙荫芳为解决冀东抗日游击队缺乏的医药用品和黄色炸药，做了大量工作。孙荫芳曾为游击队秘密绘制了一幅赵矿地图，详细注明了矿上炮药房的位置和敌人的布岗情况，交给医院地下党负责人栾秀昌。栾秀昌把地图卷好塞在自行车钢管里，经王克如转交给游击队。几天后，八路军十二团一次奇袭，从赵各庄矿炮药房胜利取走了五十二箱黄色炸药。

为了帮助冀东抗日游击队解决药品，特别是敌人严格控制的治疗红伤的药品，孙荫芳和一个亲戚集资，在唐山粮市街中段开了“普济药房”。药房经日伪当局登记注册，经营药品。这样就为解放区解决药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孙荫芳还以自己的名义，从天津购买解放区急需的药品，交给地下党负责人栾秀昌，再由栾秀昌用小毛驴驮着，混出敌人封锁线，转交给北山游击队。“普济药房”还经常千方百计为榛子镇抗日根据地党组织提供药品。孙荫芳为解决游击队外科手术器械短缺的问题，说服了医院手术室管器械的戴树名，得到他的支持，以多报耗损的办法，为游击队配备了一套手术器械（共四、五十件），机智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对此类器械进行的特殊严密的清点与检查。

1939 年夏，敌人在唐山西北井栅栏门查出了由“普济药房”外运的违禁药品，药房被查封，敌人追查股东，对孙荫芳产生了怀疑。于是日本宪兵队闯进孙荫芳家，翻箱倒柜，进行地毯式搜查，并将刚刚下班的孙荫芳带走进行了连夜拷问，孙荫芳一口咬定，药房对病不对人，谁来买药卖给谁。敌人没有搜到证据，也没有从孙荫芳嘴里抓到把柄，关了两天一夜无奈地放了出来。孙荫芳被释放回来后，愤怒地不想吃不想喝，总是不断喃喃自语地说，我是中国人，应该有骨气。不久，日本宪兵队施压开滦总院院长贾世清，命令他转告孙荫芳，限三天之内离开赵各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孙荫芳认为抗日爱国何罪之有，我决不向日寇屈服，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继续留下来。孙荫芳毫不畏惧，照常上班，甚至连车都不坐了。“普济药房”事件后，日本宪兵队和特务们一直在孙荫芳家门口盯梢，并监视他的行动，因孙荫芳谨慎周密，敌人始终没有抓住丝毫把柄对他也无可奈何。

1939 年秋，孙荫芳一家由赵各庄高级员司 11 号，迁到了唐山西山路 23 号房。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插了一个日本兽医和一个日本产婆，名义上是孙荫芳的助手，实际上是监视他的行动，但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日本人将实情告诉了孙荫芳，并被孙荫芳的爱国、机智、勇敢所折服。孙荫芳一直在开滦医院工作。1969 年3 月12 日，在北京病故。（文/赵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