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里终于是自己人了：特朗普女儿女婿出席耶路撒冷美大使馆开馆

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诚然，美国早在1995年就通过《耶路撒冷大使馆法》，要求将大使馆设在耶城，但因该问题攸关巴以和平进程的核心，高度敏感，历届美国总统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迟搬迁。特朗普此举沿袭了他一贯的特立独行风格，推翻了前任们的做法。

一、援助巴基斯坦，沙特和科威特每年捐助200万美元，美国每年1.3亿美元

巴以问题是大国在历史上一手炮制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大国推动力对于解决巴以冲突必不可少。然而，和美国相比，其他力量几乎不会在推动最终地位谈判这个风险极高的议题上有大动作。

地区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则“拉一派、打一派”，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他们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做文章的考虑远胜于真心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的成分，投入到解决巴以冲突中的资源极其有限。

据统计，从2015至2017年，在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捐资最多的前20位国家中，仅沙特和科威特两个阿拉伯国家以每年捐助200万美元的数额位列第18位，远低于第1位美国1.3亿美元、第2位欧盟9000万美元以及第10位澳大利亚1500万美元的水平。在2017年12月紧急召开的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阿盟外长会议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上，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已大幅缩水，止步于口惠而实不至的道义支持，这使得巴方在与以色列的较量中势单力薄，地位被动，难以转圜。

二、耶路撒冷的“敏感神经”

现代诗人米海亚曾说：“耶路撒冷是通往永恒的最后一个口岸。”它是“一神教”的诞生地，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浓缩着一片土地、两个民族、三大宗教纠缠共生的复杂历史。位于东耶路撒冷、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老城（Old City）则是耶路撒冷的心脏。

在这里，摩利亚山头静静诉说着亚伯拉罕和替罪羊的故事，金顶清真寺恒久演绎着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踏石飞天的神奇，哭墙前犹太教的善男信女们低声祈祷、默默流泪，毗邻的苦路上则印刻着救世主耶稣背负十字架踉跄前行的足迹。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都宣称拥有老城，可以说，人类近一半人口把它敬仰为“精神领地”，是“高于一切的恩赐”。

对于巴以冲突的双方来说，耶城尤其敏感。老城作为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是巴勒斯坦人心中“尊贵的禁地”。从古至今，犹太人则视之为上帝耶和华赐予的“应许之地”，他们世世代代都会在祈祷时称颂：“啊，耶路撒冷，如果我忘记了你，请让我的右手忘记它的技巧。”

3000多年来，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十字军”、土耳其人在这里留下征战的脚印。耶路撒冷，名为“和平之城”，却几乎从未品尝过和平的滋味，在历史的长河中屡经易手，留下漫长的苦涩回忆。20世纪的五次中东战争更是让耶城经历了分分合合。

可见，无论是回归家园的诉求，还是就地安置的可能，它们作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归乡寄托仍然遥遥无期。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关乎历史与未来，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信仰与梦想，它是通往巴以和平的必经之路，若不读懂它的全部悲痛，便寻不着它的无上荣光。

三、华盛顿的“长臂管辖”

历史上，中东在美国人心中是一幅落后形象。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把中东的特点总结为“暴力、情绪化和无知”。冷战时，中东成为仅次于北美和西欧的战略优先地区，是阻遏苏联政治和军事力量南下的屏障。冷战结束后，美国把富油的波斯湾地区变成自己的军事保护地。21世纪以来，因石油、宗教、盟友及对军事设施的利用等纽带，美国深度卷入中东，中东成为美国挥舞权力大棒的练兵场、推广自由梦想的宣讲台，也是美国总统寻找遗产、流下眼泪的地方。

就巴以冲突而言，美国无疑是最主要的调解人，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最大外部主导因素。小布什政府提出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原则，这成为中东问题有关四方关于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即“两国方案”）的基础。

然而，美国调停巴以冲突的作用有限，从克林顿以来的各届政府均一脚扎进这个泥潭，抱憾而归。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把解决巴以冲突作为修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一项重要“形象工程”，高调介入巴以冲突。但奥巴马越是努力把自己塑造为“一碗水端平”的和平掮客，就越是遇到来自“小伙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使他在推动和谈上迈不开步子。

反过来，当奥巴马重申对以色列绝对安全的无条件承诺时，又会把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更加牢固地绑在一起，失去作为一个公正调解人的信誉。

面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方欢呼，“白宫里终于是自己人了。”特朗普执政以来也确实不负以色列所望，慷慨给予回报。5月15日，特朗普任命富有争议的戴维·弗里德曼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此人一直是以色列在西岸建造定居点的坚定支持者。5月22日，特朗普成为首位造访耶路撒冷西墙的在任美国总统。

10月12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之一是抗议“该组织对以色列的偏见”。11月28日，副总统彭斯在一场纪念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70周年的活动上宣告，“抨击以色列的时代结束了。”

12月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虽然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涉耶路撒冷决议的投票中，分别投下否决票和反对票，更是陷入绝对孤立；但是，特朗普更看重的是，通过此举展示了自己兑现诺言的能力，示好于国内核心选民，拉拢了犹太裔选民，并且获得两党议员难得的一致认同，在国内政治上得分明显。

要看到，随着中东可塑性下降，美国治理能力减弱，特朗普政府不会在这里做新的战略性资源投入，而是将从“美国优先”出发，加大在交易中寻租。以色列是美国的事实盟友，是美国伸入中东的“战略长臂”，可以为美国“火中取栗”，却基本不会“越俎代庖”，堪称美国在中东的重要“资产”。政治经验不足的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向倚重以色列、沙特等地区盟友的政策传统回归。

据传，2017年以来，特朗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定期与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会晤，制定了一个公然亲以的方案，试图把它作为“最终协议”，强加给巴勒斯坦。根据巴方透露的信息，这包括建立一个“超城市政府当局”（而非享有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没有相连的领土，难民无权回归，也没有东耶路撒冷。由此，美国已经自主摘掉了作为巴以冲突调解人的面纱。而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更是相当于直接坐到以色列一边，退出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管理。这和特朗普政府一年来不愿参与国际合作的全球战略收缩姿态是一致的。

中东并非“流淌着奶与蜜”的仙境，而是“充满血和泪”的泥潭。特朗普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历史的主线是对权力的竞争，”“大国竞争正在回归，”这种逻辑将进一步把巴勒斯坦问题引向“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丛林竞争深处。除非美国在中东“艰难地学会谦逊”，否则巴勒斯坦问题将成为华盛顿对中东进行“长臂管辖”的一个致命弱点。

（资料来源：沈雅梅，探寻巴以和平：途径耶路撒冷还是华盛顿？，《同舟共进》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