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德尔完成心愿。

他在瑞士巴塞尔市一家诊所，听着《欢乐颂》安然离世。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5月2日，澳大利亚珀斯国际机场。

他坐在轮椅上，和身边的家人朋友一一告别。

此情此景，多数会被误认为是日常旅行告别。

但其实，这是一场飞往瑞士的“死亡之旅”，只有起航，没有归期。

5月10日，他在瑞士接受了自愿安乐死。

他出生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开打

古德尔是澳大利亚珀斯埃迪斯科文大学的一名生态学家。

1914年4月，他出生在英国伦敦。这个日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早几个月。

后来，古德尔和家人一起移居澳大利亚。

古德尔获得过3个博士学位，年轻时曾在墨尔本大学任教，之后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犹他州的大学，担任沙漠生态学领域的教授。

1979年退休后，他编纂《世界生态系统》丛书。这套书共30册，作者超过500人。长达70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共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他获得过澳大利亚勋章。

年龄从未让他停下科学探索的脚步。退休后，古德尔还经常坐着小船去观察海豹，或是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探索野生生物。

2015年，101岁的古德尔独自乘坐火车，从澳大利亚北边的达尔文市，一路来到南边的阿德莱德。

2016年，他在女儿的陪伴下，坐船去一个海岛，考察生态环境。

古德尔和女儿一起到荒岛寻找野生动物

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大学的荣誉研究员。负责审阅学术论文、监督和辅导博士研究生。为此，他每天换两辆公交车、一趟火车去学校。光通勤时间，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但古德尔乐在其中。

因为从不迟到，不早退，且风雨无阻，他还上过澳大利亚媒体的头条。

“这不是缺少尊严，而是根本没有尊严！”

虽然古德尔的敬业精神令人赞叹，但他每天上班路途遥远，所以学校方面也对他的安全和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校方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要求古德尔在2016年8月之后，不要再到学校上班。他可以在家办公，并且只允许他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到学校参加会议。

学校是一番好意，但古德尔认为，这是婉转地告诉自己在家歇着。

“我喜欢在校园里工作，我本来还希望我自己能够为他人树一个先例，让大家知道，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能够坚持工作，为社会发光发热。”

这件事被报道后，很多澳大利亚网友为古德尔点赞，甚至还有欧洲的科学家打来电话，支持他继续在学校工作。

最终，校方在距离古德尔家较近的小区，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随着年龄的增加，古德尔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体机能也在一点一点地退化。

古德尔正在工作

他喜欢打网球，90岁之前，他还经常去打网球，但现在身体状况早就不允许了。

他热爱喜剧表演，以前曾是珀斯一个业余剧团的演员，但后来因为视力下降，无法再开车参加晚上的排练，所以这个爱好也被迫放弃了……

大多数朋友都已经离世，他不能再找朋友喝茶聊天。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每天到学校从事他热爱的工作。可是，视力的下降导致他现在无法从事大部分的学术工作，因为他看不清邮件。

几个月前，独居的古德尔在家中摔倒，无法动弹。他在地上拼命呼救，但没有人听到。就这样在地上躺了两天，古德尔才被清洁工发现，送去医院治疗。

医生禁止他再乘坐公共交通，甚至禁止他独自一人过马路。

这样的约束让古德尔觉得很不自在。

“这不是缺少尊严，而是根本没有尊严！”

“我想死”

杯子里的香槟泛着气泡、芝士蛋糕上燃烧着蜡烛，今年四月初，古德尔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迎来了他的104岁生日。但这个生日，古德尔过得并不开心。他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已经准备好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生日愿望真的能实现的话，古德尔说，他的愿望就是：“我想死。”

“当一个人过了中年之后，社会曾经给予他的东西，他已经还清了。

余下的生命，他有权自由选择怎么过。如果他选择自杀，那么其他人也不应该干涉。”

对于死亡，古德尔教授说，他既不恐惧，也不难过。

“死亡并不残忍，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活了几十年之后死去，这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真正难过的是你想死死不了。”

古德尔的女儿凯伦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她说：“虽然我不希望父亲离开，但我理解他的感受，他现在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视力没有任何掌控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丧失尊严的事。”

“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尊重他。”

在澳大利亚 他没资格安乐死

数据显示，古德尔所在西澳大利亚州，平均每半个月就有至少一名疾病晚期或疾病不断恶化的患者自杀，其中超过一半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数是男性。

这其实是整个澳大利亚的缩影。此前，古德尔曾三次试图自杀。

20多年前，古德尔就加入了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际组织“退出国际”。当时，他失去驾驶汽车资格，开始考虑接受安乐死；2008年，生活开始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照顾，则是他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

去年，维多利亚州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法案定于2019年6月正式生效。届时维多利亚州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安乐死合法的州。不过，就算来到维州，古德尔也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因为他身体还算健康，没有不治之症，不符合申请条件。

“这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古德尔筹划瑞士之旅，“退出国际”帮了很大忙。

今年4月22日，这个组织在网上发起了众筹，希望筹集到1.5万美元。比起筹集款项，古德尔与“退出国际”更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古德尔觉得，澳大利亚在安乐死方面，落后瑞士太多。最终，他筹到2万美元。

瑞士1941年起立法允许“协助自杀”，前提条件是自杀行为由病人完成，以及“协助者不从病人的死亡中获取私利”。

到瑞士之前，古德尔在法国短暂停留。当时，很多亲友都从世界各地飞到法国，见了他最后一面。古德尔说，如果不是这次安乐死，也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和大家欢聚一堂。

面对大量必要的文书流程，古德尔有点不耐烦，“嘿，我们到底在等什么？”

5月9日，他在记者会上说，对于安乐死这个决定，“我一点也不后悔”。

古德尔实施安乐死的地点：瑞士巴塞尔

“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希望能够自由地决定什么时候死去……我不想再继续活着了，我很开心明天就能够结束我的生命。”古德尔说。

5月10日中午，吃完最爱的鱼薯条和奶酪蛋糕，听着最爱的《欢乐颂》，古德尔按下了注射戊巴比妥（这是一种麻醉剂，用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致死，是瑞士安乐死机构使用的主要药物）的按钮。

古德尔被实施安乐死的器具

“这真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死亡不是现代医学的失败

过度抗拒死亡才是

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医学博士陈作兵向都市快报推荐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死亡不是现代医学的失败，过度抗拒死亡才是》，表达他对现代医学的反思，以下是文章全文——

正是现代医学的狂妄，让我们忘记了自然死亡，觉得任何死亡都应该是“因病救治无效”，都理所当然应该带着气管插管，吸着氧气，死在在重症监护室床上，让我们忘记了一种叫“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或者“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生死观了。

不久前，在急诊室碰到这么一个病例，引起了我再次对现代医学的反思。

一个95岁的老太太，胃部肿瘤晚期，消瘦，胸腹水，肿瘤恶液质的表现。由于并发肺部感染，高热，气促，氧分压过低而前来急诊。值班医生告知家属老太太的病情，明确指出预后不加。老太太的几个子女聚到急诊抢救室的走廊商量后，明确表示，一定要全力抢救，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值班医生马上吸氧，使用抗菌谱最广的抗生素，考虑到霉菌感染可能性，又使用高档抗真菌药物，祛痰，补液，抗心力衰竭，一系列治疗措施多管齐下。老人气促没有明显改变，出现了室颤，甚至停搏。马上除颤，心脏按压，气管插管。终于恢复了心跳，送到重症监护室进一步治疗。

这一幕几乎每天都在急症室反复发生着，对我这个有十多年急诊一线的医生来说，是太熟悉太平常的一件事情。我没有去进一步关注老太太病情的进展，但不外乎两种结局：或者在监护室拖延几天或者几周后，花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后仍然救治无效死亡了。

或者这次被“现代医学”成功救回，几周或者一两个月后，95岁高龄老太太又被推送到急诊抢救室，重复着前面抢救的一幕。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最终有一次，这个老太太会在重症监护室里因为“救治无效”而宣告死亡。

不管那种结局，如果以死亡作为评判我们现代医学的标准，那我们的医学始终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现代医学而长生不老。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生老病死，就如春夏秋冬，四季交替，是自然的客观规律，谁如果违背这个规律，也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死亡是上帝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有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秦始皇没有逃过，乔布斯也没有。在我印象中，能逃过死亡的，只有在生死簿中勾销的孙悟空，呵呵。

救死扶伤一直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目标和宗旨。现在应该到了反思现代医学的时候了。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现代的西医，如果缺乏文化和人文精神，只能越走越远。各种人工智能，各种脏器的替代机器，甚至刚刚引起争论的“换头术”，现代的西医是否已经过分的注重于技术，而忘记了我们医学的初衷呢？“我们走的太快,是该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了”，我们不能走得太快太急，而忘记了出发的目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吧。

辛亏国家的高层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去年召开的国家卫生健康大会上，对以往的医学模式进行了反思，医学的模式必须以“健康”为中心，而不是以往的以“疾病”为中心。要敬畏自然，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没有用我们熟知的“改造”一词，这对我们现代医学是一剂清醒剂，是一个方向标。

医学和一般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我们面对是人，是活生生的、有思维的人，所以医学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重复性，医学的每一次治疗，后果均很难预测，在某人身上可能是手到病除，在某人身上可能是雪上加霜。每个机体的特殊性，也意味着医学无法重复验证。这也是现代医学的魅力所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病例。迈阿密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接收了一名失去知觉的男病人，但是发现他胸前有个“拒绝急救”（Do Not Resuscitate，也被叫做“尊严死”），这让医生们面临着伦理困境。名70岁糖尿病患者血液酒精浓度较高，有肺部疾病史。医生在开始抢救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纹身。

迈阿密大学四名医生在案例研究中写道：“我们最初决定不去管纹身，坚持‘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不能选择不可逆转的做法’这个原则。”所以他们开始使用抗生素，进行静脉输液。医生们写道：“这个决定让我们感到矛盾，因为病人已经非常努力地提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的要求了。 所以我们也要进行伦理上的咨询。”伦理咨询师表示，纹身可能代表了患者的愿望，应该受到尊重。伦理咨询师告诉医生们，“对于支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以及尊重患者的最佳利益来说，法律有时不够灵活。”还好，官员们最后从佛罗里达州卫生部门找到了该患者正式的“拒绝急救”要求书。所以医生们停止了对他的抢救，患者当夜死亡。医生们说：“找到他的书面要求书之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人的这种纹身未必能反映他的当前愿望。”

感谢现代医学，把人类的人均寿命延迟了几乎整整一倍，让我们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享受自然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包括阳光、鲜花、还有亲情。但也正是现代医学，使我们人类变得越来越狂妄，忘记了任何生物都有凋亡的客观规律，忘记了任何生物寿命都有一个极限。

2016年10月，扬·维吉小组在《自然》上根据蛋白、核酸等特效预测，人类寿命的上限是115岁。也正是现代医学的狂妄，让我们忘记了自然死亡，觉得任何死亡都应该是“因病救治无效”，都理所当然应该带着气管插管，吸着氧气，死在在重症监护室床上，让我们忘记了一种叫“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或者“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生死观了。

我一直认为：死亡不是现代医学的失败，过分抗拒死亡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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