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长篇小说《三城记》南京分享会

城市“新人”的困惑与成长

时间：2019年5月18日14：30

地点：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

张柠（作家，评论家，《三城记》作者）：今天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度，一个古国，它一直是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所有精髓的经验都是从农耕文明总结出来的。城市文明的东西，在整个文化叙述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商业、消费、休闲这些今天的人最主要的日常生活行为，在我们古代的文化里面都属于受批判的对象，是负面的东西。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每次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城市，把前朝留下的城市先烧掉，阿房宫烧了三个月。之后重建，重建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不允许休闲的、消费的、游手好闲的东西存在，皇帝都希望所有人像农民一样每天劳动。每天劳动当然是一种美德，是好事情，但是人是有惰性的，他劳动完以后要休闲、要玩，城市就是一个区域调配的中心，没有大城市，这个区域经济就起不来。

比如说南京，就是江浙这一带的中心，南京晚明的时候非常非常发达，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可以看到一张图，叫《南都繁会图卷》，这张画是没有署名的。为什么不署名？就像《金瓶梅》不署名一样，因为你这种方法是不正宗的，你用透视的方法来画南京的街市图，而不是那种正宗的诗一样的文人画。晚明南京的豪华程度，我觉得同一时代的威尼斯跟它无法比，满大街都是市民和广告，广告的白布条从房顶上拖下来，一直拖到地上，南北皮货，南京那时的繁华丝毫不亚于《清明上河图》。

这么豪华的都市标志着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发达、人文的发达，但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时代的人是不会打仗的。市民是最怕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游手好闲，就是玩、吃，那怎么打仗？结果清兵入关一直打到凉州。一座城市消失了又重新开始。

到了近代，城市是什么地方？上海，“东方的巴黎”。一直到1940年代，上海又消失了，又变成大村庄，地名都叫“朝阳新村”“闸北新村”，老师的宿舍叫“教工一村”“教工二村”，全变成村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座繁华的城市又变成村庄。当一个时代开始稳定的时候，这个时代城市文化开始发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重新开始经济建设时代，同时意味着城市文化又开始发展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上海人到香港去相当于进城，香港是繁华的地方，现在上海的硬件超过香港。一个时代的发达实际上是城市的发达，因此城市和城市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核心话题。

1980年代出生的人，打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城市再次发展的一个现实世界。这些“新人”面临什么问题？主人公顾明笛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上海人，家里有两三套房子，他大学毕业，在国营企业坐办公室，看报纸喝茶，他的父母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工作，但我的小说第一句话就是，2006年顾明笛辞去了他的工作。为什么？我有吃有穿，我不再匮乏，我的父亲想要的东西我都有了，我的生活就有意义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仅仅为了吃饱吗？猪也能吃饱。那我的意义在哪里？这是80年代出生的一代新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探索。

何平（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这位大学教授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张柠教授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他也做文化研究，研究时装、街头广告等等，包括青年人的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这直接导致他的小说写作过程，可能比一般的小说家更有问题意识。

小说的主人公顾明笛生于198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1980年出生的人今年虚岁40。所以在今年这样一个年份出版《三城记》来献给80后这批人是有它的意义。40岁，用中国老话来讲，四十不惑，是人的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年份，而19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处在中国城市化最关键的过程中，对他们的成长时期的观察，现在也到了特别关键的时刻。

昨天张柠在南师大跟我的学生做过一个交流，他交流的题目是“二次元遇到三次元”。可能80后属于中国的二次元的“元年”。80后进了大学以后，九十年代后期，正好是日本的动漫文化开始发育、开始取得它的地位的年份，我记得那时候《蜡笔小新》这样一些东西开始在中国出现，包括村上春树，“小资”的概念也在这个时候。80后在中国历史时代中会成为特别有意味的一代人，所以说他们是“新人”。他跟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很多新的概念、新的现象、新的节点。

再比如说，刚才张柠谈到我们生活的空间。八十年代开始有了电视，这直接导致人的想象空间发生了变化。其实中国乡村里面空间的变化，首先不是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是电视带来的想象空间的变化，我们通过看电视知道外面的世界，通过电视跟外面的城市、跟同时代的世界之间发生了关系——那时我们在物理空间上还是相悖的。我当时在苏北的乡村里面，我们有收音机，可以听台湾台，里面特别嗲的那些语调，还有很多的音乐，跟我们身边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城市和出生在70末、80初的新人之间开始发生切实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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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何平讲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今天即使在乡村生活的人，他跟城市里的人、跟全球各个地方的人，有了经验共享的关系。共享一样的经验，这是“全球化”的一个物质基础、媒介基础、传播基础。

城市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感官解放，满足人的不同感官。比如，我们小时候看到中国的颜色，除了自然颜色之外，我们看到大街上都是一样的衣服，到八十年代大家都穿蓝色的工作服，色彩很单调。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速，人们生活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可选择的越来越多，你到街上去，看到的是不同的色彩，这个彩色的世界跟国际上大都市的颜色是一样的。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一个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叫做《街上流行红裙子》，为什么它变成一部文艺作品？因为我们小时候没见过红裙子，谁也不敢穿红裙子。它标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另外还有听。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声音都是一种，那就是进行曲，军歌。后来我们听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声音，比如第一次听到从港台传过来的歌曲，我们觉得特别好听，为什么？柔软的声音为什么让我们着迷？因为我们小时候老挨骂，父亲跟你说话也是骂：站起来！坐下去！母亲也是说：你还不死回家！所有的声音都是命令句，都是凶神恶煞的声音。当你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声音的时候，那么柔软，你会觉得你的耳朵从此不是你的，这也是经验共享的一种弥补。

我的味觉系统真正得到满足是到广州去，我九三、九四年的时候去广州，顿时觉得整个广州大街小巷里面到处是吃的。广州人有一个特点，早上吃完想中午吃什么，中午吃完想晚上吃什么，晚上吃完想明天又到哪吃，我们那时甚至会开车十几个小时去顺德吃河虾，这些在小说里都写到了。

感官经验得到满足以后，我们这一代人觉得什么都满足了。但是80后想的是另外的问题。我的主人公顾明笛，一直是对自我的想象偏高的人，他在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不断地逃离，逃跑，上海那么优越的生活他也逃跑，逃到北京去。他到北京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记者，到下面去采访，水质污染、毒苹果、毒牛奶这些东西，采访中挨打，住到医院里面，同事都来看他，说他是英雄，他终于第一次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他觉得我人生的价值原来在于有多少人需要我。那是他的第一次发现。结果报社领导说，你给我滚，你想把我的报纸整垮吗？你整天报地方负面消息，异地监督是不可以的，你走，我不要你。

后来朋友帮他争取，报社又把他调到文化新闻部，去跑新闻发布会，新书发布会，结果他又被举报了，有人举报他拿红包。谁举报？那个办会的人举报他。为什么举报他？因为他每次拿红包以后不给人家发新闻。人家说你拿了我的红包怎么不发新闻？他说我拿红包是一次道德上的堕落，我发新闻是第二次堕落，我用公众的版面来报一个假新闻，张柠的书明明写那么差，我拿一个红包就说张柠的书写得不得了，那不是第二次犯罪吗？所以我宁愿做一个卑鄙小人，也不愿意再一次犯这个罪。后来他要把红包退回去，没地方退，他就都捐出去。

我讲这些细节意思就是说，他的每个行动，有他自身的思维逻辑。他作为一个“新人”，不仅仅在于他的时代新、问题新，还在于他的思维方式是新的，他不再是中国传统的那种，我拿你的钱就得帮你，哥们、兄弟义气，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守信用”，他不是这样想问题的。后来才导致他不得不辞职，才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转向。

一个小说最主要的线索就是这个主人公的行动，他做了什么，下一步做什么。其中最难的，就是解决如何从这个动作转移到下一个动作去，他有他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的必然性的设置又要合情合理，同时它要符合人物的性格的发展。所以我一方面在呈现他，另一方面也是向他学习，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学习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跟我们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形成的文化，跟这个时代面临的新的道德问题、职业问题有关联。

活动现场

何平：我们可以看一看汉语小说史里面的新人形象。人出生在他的这个时代里面，当然我不否认有一些人可能跟他的时代之间有错位，像张柠是50后，但是你可以发现他这个人很新潮，他跟80后一样的，这就属于他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思维方式已经溢出他的时代，他可以跟80、90后的人谈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他还是在他这个时代里面，有他这个时代的经验，有他这个时代的想象，同样也有他这个时代的那样一种理想和欲望。比如鲁迅小说里面阿Q的理想就是“吴妈，我要跟你困觉”。五四之后出生的新人，在巴金的小说里面就有了，还有在郁达夫的小说里面，到了建国以后，像《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也是他那个时代的新人。再后面比如高加林，《人生》这个小说里面，新人就跟村子里的人完全不一样，其中特别突出了有一个场景，他会弄牙刷来刷牙。高加林那群人，包括《平凡的世界》里面那些人，他们的想象就是找一个能在城里面的，就像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外公说给你找个媳妇，农民供销社饭店的，在供销社里面卖东西。

我刚才讲了，有的人跟不上时代，有的人思维方式超出他的时代。张柠写的这个80后形象，开始与他的时代非常隔膜，他写出了时代中间这样一个“叛徒”，他在时代里面，就像鲁迅小说里面的孤独者，但是到最后，这个主人公融入了他的时代，当我们今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就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奇怪的现象，现在年轻的作家写的东西普遍没有什么年轻的气息，反而要由一个50后作家去写80后的新人。当然我听说张柠下月到上海还有一场跟周嘉宁对话，我蛮期待的，因为周嘉宁去年写了一个小说《基本美》，就是写80后这一代人，写她同时代的人在九十年代的生活。周嘉宁的《基本美》跟张柠的《三城记》是有对话性的。

80后某种程度来讲还是比90后有叛逆性，张柠的这个顾明笛的出发，从上海开始，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种思想的开放性，这成为顾明笛叛逆的起点。顾明笛到北京以后，干了两件事，一是在报社里面做一个中下层的“新闻民工”，另一个事就是进高校。顾明笛最后到广州，当然广州也不是他的终点，快40岁的时候，对于顾明笛未来的走向，张柠又给他想象了另外的可能性。我注意到，这个小说里的小标题不是写“上海”“北京”“广州”，上海生活他用的标题是“沙龙”，北京写了两部分，“世界”“书斋”，广州是“民间”。为什么用这四个词做标题？

张柠：我的创作构思过程中，并不是太凸显城市本身，我想凸显的还是人的心，他的心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人物的情感生活。顾明笛跟女人的关系，他的情感方式是这个人之所以是“新人”的非常重要的维度。

传统的农耕文明里面，男女相处方式就是相亲，刘家村的小凤跟王家村的铁柱，他们两个挺般配的，两家父母走在一起一看不错，再看看八字，看看相，身体健康，能够劳动，能够生孩子，行，结婚了。先结婚，后恋爱，这是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而结婚这件事情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结婚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宗族的血脉延续的事情。到了现代社会呢，有了“爱情”这个说法，爱情就是两个不相识的人相遇了，这是城市。农村跟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城市里面绝大部分人是陌生的人，两个不相干的人相遇构成一个世界，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是邂逅。

现代意义上的两人世界，是自足的，叫现代家庭，它跟传统的宗族没有关系。相遇，相互吸引，还能够结合，这背后当然有爱情，有心理学的问题，有生理学的问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80年以后出生的人，跟我们现在讨论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顾明笛身边那么多女孩子，他一直到离开上海都没有谈过恋爱。谈恋爱是一种什么状况大家都知道，那是非理性的、热血沸腾的……

何平：而张柠的小说里面刚开始写到的顾明笛就跟贾宝玉一样，一个女孩子跟他在一张床上睡，他不知道怎么办。

张柠：他是要钻睡袋。他母亲就是卖睡袋的，他不钻进睡袋睡不着觉。他一定要钻进睡袋里，意思就是说，我不跟另外一个人构成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不会拥着她、抱着她睡觉，他要自己钻进睡袋去睡。一直到离开上海，他有性，但是没有爱。这也是他焦虑的一件事情。他人生中第一个焦虑的事情是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意义在哪里，而其实还有一个很隐秘的东西：我是爱无能吗？小说里写到了，他的同学“审判”他，说你没有爱的能力。这就像农耕文明里面说你没有劳动能力一样，就是废人了，现代文明里面没有爱的能力就是一种废人。他自己并不认为他是废人，他认为他是很健康的人，他有理想，读书，写小说，为什么会爱无能呢？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何平：日常生活中，我的很多学生家长，在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说，你到那里要谈恋爱，要多谈几次恋爱。多谈几次恋爱就是慢慢地练习具有爱的能力，而不是阿Q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吴妈，我要和你困觉”。要具有爱的能力，到最后两个人能够缔结在一起生活。

张柠：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的年轻一代，新在哪里？就是他要学习处理复杂情感的能力。福楼拜有一部长篇小说叫《情感教育》，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除了社会生活外，还有人与人，个体之间相处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两性之间相处的能力，有非常非常多的复杂情感要处理。在这一点上，顾明笛一直在学习、行动、碰壁，我的整个叙事里面提供了大量这方面的细节，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他怎么处理，怎样更好地相处。

张柠 《三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一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长篇小说，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变迁。同时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新兴时代，小资青年，有多少人在“逃离北上广”，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归宿。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立足的城市与遥望的乡村，哪里才是顾明笛们的出路？小说较为完整地塑造了当代青年的典型形象，突出他逐渐敞开自我、认知世界、寻求爱获得爱，并最终由一位具有“小资情调”的青年成长为真正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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