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

铁券，俗称“丹书铁券”，是帝王赏赐给勋臣、重臣的一种带有盟约性质的文书，因镌刻在铁制的器物之上，故称之铁券。其内容主要是著录受赐者的显赫功勋，颂其美德，赐予某种特权，铁券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我国古代的铁券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铁券在演变过程中，其器物本身在形制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一、秦汉时期铁券的草创

铁券首先具有盟誓信诺的性质，因而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盟誓制度有着一定关系。所谓盟誓，指人们用言辞共相约束。古代盟誓由来日久，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盟与誓涵义有时是有差别的。《礼记·曲礼》说“约信曰誓，莅牲曰盟。”《说文·言部》云“誓，约束也”。段玉裁注“凡自表不食言皆曰誓，亦约束之意也。”《诗·卫风·氓》有“信誓旦旦”之说。郑玄注“莅牲曰盟”谓“盟以约辞告神”。可见，盟誓是与盟者向神灵祖先祷告、订约，并发誓遵守。

汉光武帝

盟誓的言辞，《左传》称之为“载书”。郑玄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在举行盟誓前，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主盟人想要进行盟誓，根据盟誓目的，使诅祝或祝史撰写载书。《周礼·诅祝》“掌盟、诅之载辞”。《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国大尹“使祝为载书”。盟约一旦缔结，就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明神极之，稗失其民，队命亡氏，路其国家”。盟誓中经常利用鬼神威力加强对盟誓双方的约束力，载书其实就是双方签定的“契约”。

古代盟誓文书

盟誓的仪式性很强。盟誓仪式分为八个步骤，即“约会”、“登坛”、“发言”、“歃血”、“载书”、“享宴与归饩”和“盟后朝聘”。在盟誓的过程中司盟或诅祝要将盟辞记载于册上，作为凭证。《周礼·司盟》曰“既盟则贰之。”就是指盟誓的载书有两份，一份作为存档的副本收藏，妥为保存，以后若有纠纷，以盟书对凭据。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左传·定公十三年》中也有“载书在河”的说法。这些是早期有关重大盟誓程序的相关记载。盟誓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但其实质是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一直被沿袭下来。

另外，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符节也有很大关系。符节是古人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古代君王分封诸侯、功臣或结盟时都要有符节作为信证。在造纸术产生之前，信证主要是用竹简来记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符的解释是“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符，作为信物，盟誓中通常将竹符剖分为二，由盟誓的双方各执其一。遇事时作为凭证勘验。因为竹符剖开都有切口，二者完全相符合才为信物。因此，合“节”是古代辨识真假的防伪常用方法。但是，早期用竹木做符信之物，很容易自然破损、腐朽，且不利于长期保存。于是，一种新的盟誓信物——铁券，便应运出现了。

西汉初，高祖刘邦为了酬赏功臣，创立用铁券与功臣盟约的制度。《汉书》卷《高帝纪下》记载：

“高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匾石室，藏之宗庙。”

侯马盟书

这是文献所见最早的有关铁券的记载。目前没有更早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因此，学术界基本上都将铁券出现的时间定在西汉初。西汉建立后，从公元前年开始陆续分封功臣。刘邦在诏书中表示

“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

汉初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等人皆封为列侯，并得到铁券。《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刘邦与功臣杀白马盟誓，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高祖申以丹书之信，用铁券特殊恩典方式拉拢这些开国功臣，捍卫刘氏王朝统治。《太平御览》卷中引《楚汉春秋》云：

“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由此可见，汉高祖刘邦与功臣通过铁券建立了盟约关系，“封爵之誓”明确地表达了刘邦向功臣们世代传承侯位保证的意图，又明显体现了身为皇帝的刘邦和功臣们之间的地位差异。虽然，刘邦的“封爵之誓”与盟誓在性质上相同，但已经不是地位对等的双方共同遵守契约的关系。这一时期盟誓制度双方具有的相对平等地位，已经发生位移。盟誓的主动权不再是盟约双方共有的，而是掌握在帝王的手中。

从高祖刘邦“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之举，可见看出，汉高祖十分重视与功臣之间的盟誓。他用铁作为盟誓信物的材料，寄望铁之坚固便于长久保存，表达他希望与功臣之间誓言如同铁一样坚固长久，而功臣维护刘氏天下，其世代皆能凭此享受优厚的殊荣。宋代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就汉高祖盟约赐铁券之事云“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君臣之间用铁券来盟誓，使臣子成为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达成“精神层面”上保持一致，其主要目的是用来维护汉家的王朝统治。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的铁券不仅具有盟誓的性质，还兼具信物的凭证性。

汉代符节

这时铁券虽是继承了盟誓性质，但内涵和形式都和以前的盟誓有所不同了。另外，铁券的收藏、保管方式也发生变化，铁券虽也是一分为二，但其中一份不再埋于土中或是沉于河中，而是将右券收藏于太庙或是内府。左券给功臣，可以世代沿袭继承。如果功臣或是其后代犯罪了，便依据这个颁赐的铁券与内府藏的铁券并和为凭证，藉此可以得到赦减。因此，历代王朝都将颁赐给功臣的铁券作为重要的档案来管理，收藏于“金匮石室”以垂永久，而受赐的功臣也要将铁券小心珍藏，以“传于无穷”。

此外，汉高祖刘邦为了稳定统治，还曾以铁券的形式和异族来盟定誓约。娄敬，齐国人，本是一名戍卒，后因劝刘邦入关有功被赐姓刘，故又称刘敬。西汉之初，匈奴势力强大，经常南下入侵。为了缓和边境危机，公元前年高祖年刘敬为高车使者，奉命出使匈奴，与其划地为界，《太平御览》卷引《三辅故事》载“作丹书铁券，曰：自海（今贝加尔湖）以南，控弦之士处焉，割土盟子然后还。”由此得知，西汉铁券颁赐的对象不仅仅是功臣，还有外族首领。铁券不仅是褒奖颂德的工具，也是安抚的工具。

铁券虽草创于西汉初，但西汉一朝，颁赐铁券情况并不多。早期铁券铁券出现初期，还不具备后来铁券具有赦免死罪的功能，它主要是颁赐给开国功臣，是“皇帝颁赐给功臣的封侯荣誉和凭证的象征”。《后汉书·祭遵传》中记载博士范升给光武帝刘秀上疏中，鞭辟入里指出了铁券的根本作用：

“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

从这段言论中也可以得知，西汉自高祖颁赐铁券后至东汉也曾颁赐过铁券，可惜的是，未见这段时期相关铁券的记载史料。铁券自始肇后，俨然成为皇权的一个象征。如东汉末，天下即将分崩离析，延熹八年十月，盘踞在渤海一带的义军首领盖登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硅、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东观汉记》卷也记载“妖贼盖登称`太皇帝'，有璧二十，圭五，铁券十一。”虽然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但从铁券数量来看，铁券己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和工具了，它象征着神圣的皇权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心中。自汉高祖刘邦开启用铁契褒奖、笼络勋功之臣的先例，这种策略和手段对于巩固和加强统治权力十分有效。自此，后世帝王纷纷仿效颁赐铁契的做法，所谓“后代承业，习而不改”

丹书铁券

二、魏晋南北朝铁券的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很多人称魏晋时期为铁券制度的脱节阶段。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局面比较混乱，铁券在对皇权的维护作用上并不是很突出。钩沉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阶段并不是铁券制度发展的脱节，事实上，这一时期统治者颁赐了不少铁券。

东汉末，中原战乱不断，氐羌乘机向内地迁移。汉魏时期，氐族主要分布在甘肃东南部，四川北部和陕西西部。在东汉末和三国鼎立局面时，由于地理位置关系，氐羌人便成为曹魏和蜀汉争夺的对象，在二者政权之间，氐族更倾向于后者。如建安十六年，马超等于潼关起兵，关陇一带的氐人也跟着起兵。建安十八年，马超据汉阳攻魏，氐王杨千万起兵响应。次年，马超率氐羌数千人之众，与曹将张郃战于渭水；直至这时，曹操经过数年的征战，才基本稳定了关陇一带局势，这个地区大部分氐人接受了曹魏统治。

赵孟頫《诸葛亮像》

在蜀汉的南部，即今之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南部，当时称为“南中”，这里散居了许多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他们大部分处于奴隶社会，偏远的地方甚至停留在原始部落制阶段。诸葛亮要北伐中原，就必须要安定后方，因此，诸葛亮对待西南，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用“和”、“抚”的怀柔政策避免在北伐中原时后方不被牵掣。不仅如此，还征用夷人入伍，并向他们征调金、银、漆、朱砂、耕牛和战马等以充军资国用，可见，蜀汉政权的怀柔政策。

当蜀汉出兵时，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往往相结叛乱，攻围城邑，给曹魏陇右一线造成极大威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蜀汉国力不足的问题，在陇右与曹魏形成持久的对峙局面。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以后主刘禅的名义：

“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又与瑞锦铁券。”

通过铁券盟誓使南中的诸夷与蜀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紧密，形成坚固的同盟军，从而有效对抗曹魏，这在当时，诸葛亮此举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蜀在南中的统治也不全是稳定的，境内的诸民族始终有不断的反抗斗争。氐、羌向背直接影响到曹魏西南边的稳定，以及和蜀汉争夺的局势，随着蜀魏在陇右一带争夺的深入，曹魏尤为注意争取氐、羌，并取得一定的效果。曹魏青龙四年，武都氏王苻健率众欲降蜀，镇守关陇的司马懿为了拉拢中间力量，减少氐羌与己对抗的力量，便与氐羌首领以铁券盟约，以此笼络羌人不为蜀汉政权所用，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盟约的结果使王苻健弟领六千人归曹魏，而王苻健只率领四百家归蜀。可见用铁券盟约还是起到一定积极有效的作用。

司马睿

晋元帝司马睿也曾拉拢重臣而颁赐铁券。东晋大兴四年，他派遣使者赴辽东，授前燕国主慕容廆

“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

慕容廆受封侯后，为了回报晋元帝对自己授予累世荣恩的感谢，竭诚“以成桓文之功”来“辅翼王室”。总体来看，在魏晋时期，天下分崩，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似乎无暇考虑对功臣论功行赏，故这个时期功臣受赐铁券寥寥无几。而两晋后，铁券颁赐情况明显多了起来。

至年刘宋之初，南方政权北境及于黄河以南乃至青齐的广大地区，时北魏南境则控制黄河以北的大部地区。南北双方对峙于黄河中下游一线，南北之间都对中间地带增强控制。面对南方政权不断北进的势头，北魏为了遏制其势力的拓展，双方之间交战不断。南朝虽偏居南方一隅，为了巩固自己北面的统治，利用铁券、官爵作为诱饵，招诱北魏边境的氐、羌首领，作为争夺中间地带的军事力量的一种政治策略。

南朝陈文帝（陈霸先）为了笼络大将也曾运用铁券。史载，陈宝应据闽中，并且“潜有逆谋”，陈文帝“许以铁券之要，申以白马之盟”，采用这种特殊的恩典方式达到笼络之目的，然而，最终未能阻止陈宝应的叛乱，陈宝应擒后被诛杀。这也说明了统治者颁赐铁券并非都能起到实效。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永嘉以来北方的混乱局面。北魏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尤其是孝文帝改革后，“兴礼乐，变华风”，以华夏正统自居，虽然南北朝统治者民族不同，但在巩固统治利益的政策上，二者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这一点在铁券的运用上便得到证实。

陈高祖陈霸先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死后，承相乙浑大权独揽，后来乙浑欲图谋反，拓跋丕奏闻朝廷，朝廷成功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叛乱，拓跋丕立有大功，冯太后

“以执自不二，诏赐王入八议，传示子孙，犯至百，听责数恕之。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求受复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即加斩戮。寻迁太尉、录尚书事。”

至孝文帝时，对拓跋丕殊功仍十分尊崇，“又特赐丕金券”，大加封赏。乙浑被诛后，北魏进入冯太后临朝专政时期。冯太后对自己宠信的亲贵大臣颁赐大量的铁券，《资治通鉴》记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察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项，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张祐、符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招。”

北周初期，也有颁赐铁券的情况。南朝梁任果在西魏废帝元年，率所部归附宇文泰，后因平蜀有功进封乐安郡公，并“赐以铁券，听相传袭”。芒山之战中，宇文泰临阵意外坠马，危急之中，李穆冒险救了宇文泰。后宇文泰赏赐不可胜数，仍感不足，于是“特赐铁券，恕以十死”。

宇文泰（剧照）

通过上述大量的材料可知，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阶段，天下虽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但铁券制度却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是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并不是处于脱节时期。铁券在不同时期，不同王朝，发展也存在不同的差别。北魏时期颁赐铁券显然多于两晋和南朝，但在北魏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很少见铁券的颁赐。且在北魏时期，铁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免死金牌”的象征，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利益，不惜以铁券为信物，而铁券的褒奖、离间和招降作用也得到明显的体现。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三国志》、《北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