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潜伏于国民党财政核心层的中共秘密特工，讣告才公开身份

冀朝鼎，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其弟冀朝铸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鼎

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校。

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

1924年，入清华大学 1924级(甲子级)，在此求学期间，冀朝鼎还师从清华武术教育家李剑秋学过三年拳术。

1927年在欧洲入共产党。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参与组织美共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

1928年，在莫斯科认识周恩来。

1929年，返回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并发展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加入美共。

1941年，回国，后受命潜伏国民党政府经济决策高层中，主导经济工作。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坚决判断其为中共地工，并告知孔祥熙，未果。余生一再指控冀朝鼎策划的法币与金圆券致国统区经济失利。

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

1963年8月9日中午去世。

而一直到去世，都未曾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讣告中为其公开身份）。

‘一个红色经济学家，隐藏其共产党员身份，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民党提供各种祸国殃民的经济政策建议，使其在内战中丧尽民心一败涂地。’这是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冀朝鼎的切肤痛语。

陈立夫在《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其中说：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因冀（朝鼎）很能干（而重用他），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并举“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与“美金储蓄券到期赖账”两例，指其为冀朝鼎所为，“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威逼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陈立夫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冀朝鼎确属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这一秘密身份，直到其1963年去世才由《讣告》公开（有材料说，北平和平解放时，冀朝鼎身穿国军制服被抓，刘仁指示放人，即是暴露。谬也，当时放人是因为其被认知为傅作义部高官，而那时节，中共与傅作义部混杂北京城，尤其高官，作为统战要求不得无故扣押）。据其弟媳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44年外交生涯》一书披露，“1957年，我同朝铸认识后，他常带我去看他大哥。。。（指冀朝鼎）曾经笑眯眯地说：‘我这个共产党员隐藏得太好了。直到现在，很多人还以为我是民主人士！’

该书还披露，冀朝鼎的秘密潜伏受周恩来单线领导，绝对保密。“（1937年~1938年间）他回国为他的研究工作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时，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同志，并接受任务回美国搞国际统战工作。。。。1941年，他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回到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重庆担任国民党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1944年，这位年轻的地下党员成为孔祥熙极为信任的秘书，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朝鼎后来同我们谈到他过去的经历时说：‘国民党的人事制度有问题，他们不知道我去过莫斯科，否则我这个地下党员早就被揭发出来了。’”

孔祥熙和希特勒合影

但陈立夫控诉冀朝鼎为国民政府出过很多馊主意，则很难得到其他史料的直接证实。大多数回忆资料，止谈及冀朝鼎利用其特殊身份，秘密帮助延安搞物资、筹资金乃至传情报一类活动。亦有语焉不详者，譬如其中国夫人罗静宜曾回忆，为了“搞东西”，冀朝鼎曾与另一秘密潜伏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闹过乌龙。在唐纪明所撰写的《北京文史资料第53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冀朝鼎传》中有这样的描写：“卢绪章，是广大华行经理。。。我们互不通气，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有时他要搞的东西，正是我们要搞的，这就有了矛盾了。他还想把我们吞掉，可是我们的后台是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他欲吞不能。如今谈起这些往事来，真叫人忍俊不禁。”至于“要搞的东西”是什么，外人已不得而知。

罗静宜与前夫施滉（美共中国局第一任书记）烈士合影

另据《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七辑》中冀朝鼎秘书廖训振撰写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记冀朝鼎》文章披露，1947年2月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谈判代表撤回延安时，周恩来曾拟以“吉兄”化名致信冀朝鼎未果，转由邓颖超代为致意：“吉兄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想兄必具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之感。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也。不知吾兄以为如何？”所谓“做更多贡献”，虽引人遐想，亦未必能证实陈立夫的具体指控。

资中筠年轻时

1949年后，曾与冀朝鼎有过密切接触的资中筠，再以后也证实冀朝鼎进入孔祥熙的财政班子，确系奉了党的指示，“组织上希望他能以山西老乡的身份接近孔祥熙”，冀朝鼎通过陈光甫的关系结识孔祥熙后，有意识地“逐步转入孔祥熙的班子”，还曾引起过陈光甫的不满，“陈对孔祥熙这样的官僚实际上是看不上的，对冀逐步接近孔而疏远他有所不满，他当然不知道的冀的特殊任务。”

陈光甫

但冀在国民党财政决策核心，究竟为延安做了些什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非今天外界人云亦云）。资中筠也只能依靠揣摩：“可以猜测的是，共产党通过他掌握了国民党方面的经济、金融情况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双方政策施加一些影响。例如前面所说的阻止美援。除此之外，具体情况就无从查考。。。大约真正了解冀老贡献的只有周恩来，听说在商议冀老的丧礼时，有人对规格之高有疑问，周总理大声说，他的贡献比在座不少人都大。”至于陈立夫的两项具体指控，资老在其《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明确表述是“殊难采信”。

冀朝鼎丧礼的高规格，确系周恩来所定。周在外地获知冀去世的消息后，当即指示：

1、冀朝鼎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要加上我和邓颖超的名字。

2、何时举行追悼会，我参加。

3、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

在周的安排下，冀朝鼎的公祭规模非凡，1000多名中外人士参加，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南汉宸、廖承志、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爱德乐共15人担任主祭。邓颖超、伍修权等一干人等担任陪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