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 著

对乡村田野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丑陋现象的鞭挞，林少华以他一贯特有的笔锋，讴歌了时代，张扬了人性美的力量！

人生四季，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如果说少年是一支歌，青年是一首诗，老年是一篇散文，那么中年则是一部小说。

歌者，“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诗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散文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至若小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以为，中年心境，多少都与悲凉有关。至少于我是这样。

其实，按传统人生分法，作为“50后”的我，该是老年了。所幸如今四十五前都还是青年，因而自己尚可在中年队列里暂且赖上几天。但今天我更想说的是世纪之交处在典型中年阶段的自己。

世纪之交，我在岭南的广州。说起来，我在广州生活了二十一年，仅在暨南大学任教就有十七年。平心而论，不能说广州那座城市待我不好。整体上广州固然有排外倾向，但对我这个北方佬还算是友善的。毕竟当年有广州姑娘嫁给了我，研究生毕业不到三年就接过了副教授聘书，教授这个正高职称也是在广州捞得的。更重要的是，翻译家也好翻译匠也罢，其第一步无疑始于广州。至少，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是我吃着广州大米喝着“王老吉”翻译出来的，并且得到了认可和好评。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如日中天的中年人、中青年教授和翻译家。不料，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陡然跌人了低谷。

表面上，我照样上课，照样面对一大帮子如花似玉的港澳女生眉飞色舞，照样在有关会议上振振有词。没有领导看我不顺眼，没有同事数落我的不是，更没有人暗中使坏。我自己也并没有无精打采面黄肌瘦。然而我知道—别人估计没人知道——我的生命之舟驶人了夜幕下暗礁遍布的航道。白天在书桌前每每对着摊开的稿纸一两个小时硬是一个字也写不出，夜深人静时分常常独自踱去窗口，默默望着灯火阑珊的夜景。就好像所有的广州人都去看云蒸霞蔚的凤凰花紫荆花时，自己独自躲在阴冷的灌木丛里悄悄舔舐正在滴血的伤口。我隐约感觉，我再不能在广州这座城市待下去了，或者说这里已不是久居之地。那是我刚过四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我来到了青岛。我虽然祖籍蓬莱，和青岛同属胶东半岛，但来青岛是第一次，来山东也是第一次。我想肯定是长眠于胶东半岛的先辈亲人唤醒我身上潜在的血缘因子——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种因子的存在，甚至从未意识到我是山东人——使得我对青岛一见如故。说得唯心些，恍惚觉得儿时梦中某个场景倏然复苏过来。路边不无寂寞蒿草和野花，槐花树枝间突然喳喳两声的长尾巴喜鹊，海边渔村巷口的水仙花、鸡冠花、牵牛花，老式民居门旁披半身夕晖的歪脖子垂柳——一切都有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给了我无可名状的慰藉，使我一时忘却了一两年来浸没心头的悲凉。

天佑人助，几个月后我正式北上青岛，调来青岛海洋大学任教。那是一九九九年秋季学期前的事了。于是我在青岛迎来了新世纪的钟声。记得在那前后，我原来任教的单位打来电话，问我在青岛拿多少钱，我说一千挂零。对方随即告诉我那里已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粗略计算，我一个月可以拿到四千七百元左右，乃“外语系首富”，劝我最好回去(顺便说一句，人家没放我，档案户口仍在那边)，我婉言谢绝了。我想说而没说的是，哪怕钱再多，也买不来牵牛花、喜鹊和水天一色的海景吧?

也是因为这个，上课之余我开始尝试写作，写散文写杂文。幸运的是，刚写就被青岛这座城市接受和喜爱。几年写下来，写成了“半拉子”作家——广州让我成为翻译家，青岛帮我成为作家，而且都是在中年阶段。这么着，至今我也没为我的中年北上选择感到后悔。在这个意义上，是青岛，是胶东故土让我翻开了中年这部小说新的一章。

（201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