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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大布局》抢先读！

本文摘录于邱震海新书

《2020大布局：你的机遇在哪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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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2018年，距离由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好整整10年。

10年后的今天，虽然西方各国的经济程度不同地进入了复苏轨道，但必须承认，世界经济从整体上说，还没有从10年前的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低增长率、低投资率、低贸易量、低利率、低物价等，就象依附在世界经济复苏轨道上的“魔鬼”，使世界经济复苏这趟列车始终步履艰难。

所有这一切，是过去250年世界市场经济（或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中极少见到的现象。

把眼光拉回到当代。谁都知道，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银行家们的“金融创新”，亦即创新过度，监管缺位。此后，美国严厉加强了金融监管。但将近10年后我们发现，特朗普上任后，在“让美国更伟大”的旗号下，美国又在大力放松金融监管，10年前的那一幕似乎又象一串阴影，在我们的眼前晃动……

资本主义到底怎么了？

10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都无法否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家的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

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如果没有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介入和干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就连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20国领袖峰会（G20），其第一次会议就是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其直接成因就是当时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由主义几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其主要表现就是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主张市场力量至上，并实行大幅私有化以提高竞争力。上世纪90年代我正在德国求学，亲眼所见当时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铁路等国营机构都被大幅实行私有化。

那个年代的西方，刚刚承接了80年代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带来的繁荣，又正处于冷战结束的狂热之中，因此也正是所谓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当时，即便在西方，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一直到2008年，由于包括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了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许多人才如梦初醒。

但此时如梦初醒似为时已晚，因为过去250年的资本主义虽历经不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其本质似乎一点没有改变。

2017年9月，是马克思《资本论》诞生150周年。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有人提出“重读马克思”和“重读《资本论》”，因为虽然时代不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当年的著作中被揭示得十分清晰，而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新古典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天的相当一部分经济上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误导。
今天很多人嘴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严格说来是西方经济学里的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英文表达是Neoliberalism，德文有时干脆就用Neoklassiker（新古典主义）来予以形容。它是英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成型于上世纪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而成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近40年来在国际的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既然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那么在它的倡导者看来，就是对亚当·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读过或听过《国富论》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斯主张经济上放任自由，发挥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看来，亚当·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义后来被人歪曲了，“市场之手”被人束缚住了，因此亟需在经济政策上重归亚当·斯密斯。
这个思潮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之间，存活了整整100年。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New Liberalism。与亚当·斯密斯不同，New Liberalism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放任自流。
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整整100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调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平衡，也是对亚当·斯密斯的古典自由主义的适度修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整整10年后的世界经济情况来看，这倒反而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稳健做法。

中国经济该告别新古典自由主义
房地产、医疗和教育在中国是三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房价高企、医疗和教育费用昂贵，曾经被称为“新三座大山”。它们来自于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以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一股脑儿将住房、医疗和教育全面推向市场。
但当时，我们忘记了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教育，它们既是商品，同时更是公共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它们必须具有价格和价值，象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几乎免费住房、医疗和教育自然难以为继；但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它们又必须以服务全社会绝大多数人为目的。
一个健康、稳健、安全、祥和的社会，必须达到这么一种境界：这个社会的所有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有病还是健康，甚至不管能力大小，都必须获得与其尊严底线相符合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当然，这个社会依然是市场经济，因此住房可有大小之分，医疗和教育的程度与水准也可有一定差异，但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它们都必须符合人的最低的尊严底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化，显然严重偏离了这一境界，而其根源恰恰就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

毋庸讳言，从90年代开始，有一股全盘市场化的风潮在推动着中国经济，以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每当社会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人士就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化不到位，只要继续市场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岂不知，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足、社会矛盾激化，恰恰是由于市场化过度，或至少是在推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调控之手没有紧紧跟上所造成的。

前面提到的住房、医疗、教育之所以全面推向市场化，就是在那个年代造成的失误，以致于今天的所谓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与其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有一部分是在纠正当年改革的失误，亦即所谓“纠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住房、医疗、教育完全由国家大包大揽，自然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但推向市场则不等于把社会公共服务产品完全市场化。这就象给不会游泳的人发一个救生圈，然后就强行推入海中，最后的结果及其导致的怨气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把住房、医疗、教育全盘推向市场后，当国家之手完全淡出，中国普通百姓经历的动荡和磨难，就有点象上面的这个比喻。

如上所述，这种做法有当时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我们的一些学者和智囊也不幸染上了这一“疾病”。但现在却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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