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苏民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很快，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40年前，改革开放启发对“人”的关注，北京人艺也在试验，开创小剧场话剧先河，濮存昕继承父业回归人艺，父子二人在炫目的舞台灯光下聚首。

建剧团演进步话剧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个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些珍贵物品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更使他们有别于当时众多学生业余剧团的短命，而长期存在并成长发展。

那个学生就是当时16岁的苏民。苏民原名濮思洵，字苏民，青年时投身戏剧运动，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为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建院时期老一辈的演员、导演、老师，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也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父亲。

那个夏天，话剧被称为“爱美的戏剧”，因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鲜事物。暑假学校联欢会上，苏民和同伴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两个小戏：《艺术家》和《获虎之夜》。

表演后，被请来做导演的北大法学院学生郑天健提议，正式成立剧团，根据声韵选择了两个平声字“沙龙”。

后来，沙龙剧团走出学校四处演出，也走上了用话剧启发民众的道路。之后的10年，沙龙剧团发展成为涵盖了6个学校学生的祖国剧团，直至后来的北平戏剧联合会，一直从事进步话剧的演出，利用话剧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勇攀艺术高峰

1952年6月，根据新中国文化部的文艺演出团体要专业化、正规化和逐步建立剧场艺术的要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是一个专业话剧院。

当年那个制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时也迈进了人艺，成为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但扮演过诸多大主角的苏民，却突然不会演戏了。

之后，就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来教，教了两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真传啊。”认真的苏民仔细做练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苏民又变成演员里的主要角色。当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难忘的岁月》等5个剧目。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经周总理同意建设的首都剧场，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

对年幼的濮存昕来说，这个舞台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濮存昕对于演员父亲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带他去人艺。

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濮存昕经常拿着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孩童时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

1961年10月，北京人艺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5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巡回公演，“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苏民回忆说，那是人艺第一个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段时间，也是苏民演出生涯的一个高峰，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后，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儿子濮存昕又饰演了相同角色。

在苏民家，一些人艺演员和导演们经常聚集一堂，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边听。那种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濮存昕至今记忆犹新。

子继父业

1969年，苏民被隔离时，濮存昕离家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他16岁。

1977年，濮存昕结束黑龙江的兵团生活，返回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通过空政话剧团考试，成为一名国家专业话剧演员，“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上过艺术院校，进入空政话剧团后，濮存昕开始3年基本训练学习，发声吐字、形体。对此，濮存昕心存感激。

虽是人艺子女，濮存昕从来没想过回到人艺舞台，“那时不缺人，有宋丹丹、张永强那一拨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在家里连谈都不敢谈。”

1984年，空政话剧团的《9·13事件》在人艺上演。装台时，濮存昕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艺的欲望，被那次登台点燃。1985年春，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请他参加人艺《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沙发上说戏时蓝天野坚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起码证明他（蓝天野）不是因为是我父亲的挚友，才这么看好我。”

一年半后，34岁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排练《秦皇父子》。回到人艺，是濮存昕一生中的关口，“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父子合作

1992年，濮氏父子同台献艺排演话剧《李白》，苏民导演，濮存昕主演，这是父子俩首次合作。排练期间，既有父子间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见。这部剧作后来获得了八项大奖，成为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经过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苏民，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法”；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灵那扇门推开，把自己摆进去，这才是后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样的生命经历。

50岁那年，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第一副院长。为了尽自己对剧院的责任，濮存昕接受了这个任命，“新办公室、奥迪车，如同囚笼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戏，干脆骑车到市里递交辞呈。这一递，演出状态就回来了。从下半年开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100多场，包括《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体，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话剧观众眼光更为挑剔，对话剧提出了更高要求。

濮存昕说，未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话剧上，专心做好每一场话剧，让自己更加强大。站在舞台中央，就一定能影响舞台边的青年演员。每一个话剧演员都强大了，话剧才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