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有三大惨案：

一为黄河花园口决堤

二为长沙大火

三为重庆大隧道惨案

【今日由头】

1941年6月5日

重庆大隧道惨案

1

1941年6月5日的傍晚，重庆。

高键文感到了些许凉意。

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让这个处于闷热潮湿季节的山城，有了些许凉意。

高键文这年16岁，在磁器口一家杂货店做帮工，同时还是义务防空袭队的服务员。

由于温度稍稍有些下降，重庆的街面上又开始出现了些许行人。这天的白天，已经有三批日本飞机来轰炸过，所以市民认为一天的“疲劳轰炸”已经结束了，不少白天疏散到城外的重庆市民，也开始纷纷赶回家中。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提心吊胆的一天就又很快又要过去了——从1938年2月18日开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了无差别的狂轰滥炸，目的只有一个：迫使中国投降。

被轰炸后的重庆。

晚上6点左右，正当高键文也觉得闷热的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起来。

从1938年年初以来，重庆市民对这种隔三差五就会拉起的防空警报已经习以为常，开始奔向防空洞。但是，这次的警报似乎不太一样——在较场口中兴路的警报信号台，原来预示空袭警报的红灯笼被换成了罩着红布的煤气灯。

“日本鬼子这次要投毒气瓦斯！”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这个后来被证实为错误放置的信号灯，无疑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大量市民开始匆忙涌入较场口的大隧道防空洞。

2

6月5日晚，6点30分左右。

刘峙感到有点烦躁。

刘峙此时的职务，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但他还身兼另一个重要职务：重庆防空司令部司令。

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9月1日，是重庆全市最高防空指挥机关，直接接受重庆行营领导。原来的司令是重庆市长贺国光，后来由刘峙兼任。

防空司令，自然是要对空袭的防护负责的。

刘峙，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历任黄埔军校教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参与北伐、中原大战等多场战事，颇得蒋介石赏识。北伐战争中被称为“福将”，中原大战中被称为“常胜将军”，抗日战争中被称为“长腿将军”，国共内战中被称为“猪将军”。

当天晚上，刘峙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防护团打来的。这个官民合办的群众性防卫组织，当时给刘峙打电话是来报警的：

“较场口一带的地下防空洞隧道，已经严重超员！再放人进入就会发生危险！”

较场口，位于重庆市中心，影院、剧院、茶楼、酒馆和商店餐厅鳞次栉比，而几个地下防空洞也都集中在这里。其中“一号大隧道”防空洞是最大的一个，距地面大概10米，宽和高各2米多，在中间还分三个岔口，对应三个出口：十八梯洞口、石灰市洞口和演武厅洞口。

这个“一号大隧道”防空洞最多可以容纳5000余人，所以当刘峙接到防护团的电话时，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当时防护团提出的请求是：请转移一部分市民到军用防空洞去。

但是，军委会机关使用的防空洞，是供官员和军官使用的，那里舒适、安全，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和照明设施，是不可能让普通老百姓进入的。

刘峙觉得，让老百姓忍耐一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他不知道的是，只能容纳5000多人的“一号大隧道”防空洞，此时已经涌进了超过1万人。

抗战时期重庆市地下防空洞内的景象

3

6月5日晚，9点。

何顺征觉得自己的心脏似乎在往下坠。

何顺征是躲入大隧道防空洞的诸多重庆市民之一，此时他和大家一样，已经在隧道里呆了接近3个小时。

晚上7点和8点50分左右，已经来过了两批日军轰炸机。

在阵阵闷雷般的轰炸声中，隧道的墙壁似乎也有些微微颤抖。尽管隧道内闷热异常，空气混浊，且拥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但老百姓们互相依偎，妻子靠着丈夫，哥哥抱着弟弟，用尽最大的努力忍耐，希望能够快点熬过这一艰难时刻。

但是，空袭解除警报依旧没有拉响，说明日机的空袭还没有结束。

这时，很多人开始觉得呼吸困难，甚至眼冒金星。眼尖的人忽然发现——隧道墙壁上每隔3、40米就安放的油灯，开始一盏一盏地熄灭了。

毫无疑问，这是缺氧的征兆。

忽然有人用凄厉的嗓子喊了一声：

“憋死我啦！我要出去！”

那是一个浑身被汗水湿透的男人，他忽然歇斯底里般地扭动起来，然后开始用手指拼命抓挠自己的脖子。

这时候，之前都已经呼吸困难的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隧道内的氧气很可能快耗尽了。

骚乱开始了。

哭声、喊声、尖叫声开始此起彼伏，在闷热且封闭的隧道环境内，犹如鬼哭狼嚎一般，让人听了心惊胆颤。丧失理智的人们开始挤做一团，很多人似乎中了邪一般，开始将自己的衣裤撕光，赤身裸体，拼命抓挠自己的皮肉减轻痛苦。一个老妇人痛苦地不断用头撞墙，把脸都撞烂了，披头散发，浑身上下血水淋淋。

整个大隧道防空洞内，很快成了一个人间炼狱。

这时候，此起彼伏的声音开始喊了出来：

“快冲出去！不出去就没命啦！”

庞大而杂乱的人流，开始向大隧道的三个出口方向涌去。

但是，等待人群的，却是三道关得严严实实的大栅门。

前面的人群被挡在了门口，但后面的人群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情况，依旧拼命在往前挤——很多人踩着自己前面同胞的尸体往门口冲，拦住，倒下，被后面挤上来的人再次踩在脚下。

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纪念群雕

在十八梯的出口处，锁在防空洞内的重庆市民顶着后面涌来的巨大压力，对守门的人员苦苦哀求：

“你们外面做点好事，把门打开，里面都闭死很多人啦！”

而外面的人却表示没得到命令不能开门：

“空袭还在继续，一律不准出来！”

而另一个让人绝望的回答是：

“你们要死也在里面，忍到吧！”

4

6月5日晚，10点左右。

胡伯翰有点生气了。

他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各个隧道出口的防护团团员打来的：在隧道里发生了窒息事件，请求打开大门，不然会酿成严重后果。

胡伯翰是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副司令，他在电话里再三强调：空袭不结束，不准放人！

胡伯翰这么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当时的重庆军委会规定，如果重庆市民在地面上被空袭炸死200人，是要拿防空司令部长官问罪的。

但是，胡伯翰并不了解当时大隧道防空洞的真实情况，以及，他并不知道，在最后的危急关头，防护团有的团员最终违反命令，打开了大门——在演武厅洞的出口，由于木栅门是向内开的，早已被人群堵死，最终防护团是用斧子把门劈开的。

郭伟波就是被人群裹挟着冲出来的。

郭伟波是重庆军委会外事训练班三期的学员，按理是可以进军事防空洞的。但是由于当时军统的内部摩擦，他们这批60多名学员最终都进了民用的大隧道防空洞。

他的回忆是：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

郭伟波一出来就昏了过去。半小时后他苏醒过来，和两个幸运逃出来的学生一起返回洞口，试图去营救还被挤压在尸体堆中的同学。他们用皮带、绳索等栓在被压的同学的腰间用力向外拉，却看到他们面色痛苦的用力摆手。郭伟波才明白，拉不出来——他看到旁边有人用同样的方法拉人，最终把人活生生拉成了两截。

就这样，他和几个同学就坐在被压同学的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面色渐渐由红变紫，口内吐出带血的唾沫，最终死去。

5

6月5日晚，11点。

吴国桢坐在汽车里，心情忐忑。

在第三批日机空袭之后，情报所发来报告：没有后续飞机了。

吴国桢作为重庆市市长，坐上汽车，立刻前往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在此之前，他已经得到报告：发生了窒息以及踩踏的重大事故。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吴国桢在赶到死亡人数最多的十八梯洞口的时候，还是震惊了：

“至则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两三百人，手持足压，团集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晕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能卒视。”

当时被运出来的尸体

而还有更多惨象，吴国桢还没有看到。

在隧道洞内，到处是一堆堆的尸体，裸露在外面的皮肉大多成了紫黑色，而四肢都扭曲纠结在一起。很多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撕成了碎片，赤身露体躺在地上，身上被抓出一条条的血痕，有的眼睛凸出，有的舌头外伸；有血肉模糊的婴儿，有浑身是血的孕妇；有的人嘴里还咬着别人的半个耳朵，有的人手里抓着一把从自己头上抓下的头发……

在惨案发生之后，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大量窒息昏厥的人运到了朝天门河坝，因为据说一些缺氧暂时休克的人在河边空气新鲜的地方可能会复活。

但是，又一幕惨剧发生：

不少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和服务队人员在拖行和搬运尸体的时候，重手重脚，有些市民在拖出过程中直接被拉成两截，有些奄奄一息的市民，直接被尸体压在下面而活活压死。更令很多旁观市民心寒的是，一些参与救护的人员趁火打劫，将那些尸体上的首饰、钱财都放入自己的腰包中，有的甚至还对尸体搜身，剥取衣裤。

在朝天门的死尸堆中，确实有一些因为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的市民。但不少人因为醒来后发现自己的亲人已经惨死，或者自己携带的财物已经被洗劫一空，今后不知如何生活，在原地绝望地放声大哭。

一时之间，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震天。

6

1941年6月6日，重庆。

刘峙和贺国光上交了第一份事故报告。

对于这起重大事故，重庆乃至全国各界震动，舆论哗然，要求彻查原因：

除了“天灾”之外，有没有“人祸”？

作为重庆防空司令部司令的刘峙以及副司令贺国光，无论如何要在第一时间上交第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刘峙提到这次事故的首要原因是日军空袭时间太长，“共计五小时余”，而防空洞发生窒息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该三处隧道内通风设备尚未装竣，避难民众过多，故洞内空气极坏。”

（《刘峙、贺国光致于右任报告》，1941年6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但刘峙不会在报告里报告的是：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内的通风机，其实早在1941年4月就已经装好了，在6月3日就经过了测试，而约定的验收时间，恰恰就是6月5日的下午2点到5点。

为什么没验收呢？

通风机制造的厂方表示，一直等到空袭警报发出前半小时，负责验收的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也没有出现。而谢元模给出的解释是：

“因本人非电器专家，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因该人未到，故未往验收。”

那又是为何呢？

根据防空司令部第三处处长丁荣灿和副处长潘联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防空司令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所以军政部拒绝验收。

当时收敛尸体的场景

但问题是：日军的空袭从1938年就开始了，为什么到1941年，一个市中心容纳上万人的防空洞的通风设备还没装好？

根据谢元模的报告，是因为“经费不足”。

据谢元模报告， 通风照明设备工程，1940年7月到11月为第一期，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应合计70万元。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 万元，其中较场口大隧道工程占40 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因为付不起钱，只买了20具，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

但“大隧道口惨案”发生之后，人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还不是通风机的问题，而是——

这场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

7

1941年6月7日，重庆。

于右任陷入了迷惑。

于右任时任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对这起震惊全国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当然负有监察之责。

在6月6日刘峙和贺国光交上来的第一份报告中，对于死亡人数是这样报告的：

“三处共计救出男女776人，运出男女尸94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

然而，在6月7日，于右任又收到了监察委员万灿的调查报告：

“此次洞内容纳人数约万余人，死者逾半，伤者不计。据保甲长所称，登记尸体总数达8400余具，市民谣传则在万人以上，官方之人称五、六百至二、三千人不等，大抵登记之数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万灿委员还在文末着重写了一句：

“该主管人员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应即按律治罪。”

（《监察委员万灿致于右任呈》，1941年6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6月8日，刘峙、贺国光又交来了关于死亡人数的第二份报告，这次汇报了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并且制成了一张表格：

（《刘峙、贺国光致于右任报告》，1941年6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那么，这份关于“1115人”的死亡报告，是否是最终结论呢？

6月13日，于右任又接到了一份监察院调查专员陈之谊提交的报告，认为“死亡人数约计一万余人”，并提到：

“十八梯洞口附近曾遇一张姓洗衣妇人，彼当晚于抬出一人时即折一竹签，天明时统计已达九千之谱。

十八梯方面曾运往木匣三千余付，但所装之尸未到一半，其余即由汽车装运至朝天门江边。”

（《调查专员陈之宜致于右任呈》，1941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数字差距那么大，可以想象于右任当时面对这一堆报告的心情。

当然，他也应该知道，能对这个数字下定论的，肯定不是他。

8

1941年6月9日，重庆。

蒋介石陷入思考。

在这一天，他下令成立“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方代表吴铁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伯苓（国民参政会主席）、康心如（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会议长）等人组成，务必查出事件真相，追究相关责任人。

为平民愤，吴铁城随即宣布：将公审重庆防空司令部司令刘峙。

吴铁城。后来做到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1953年病逝于台湾。

但是，在公审之前，吴铁城秘密为刘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组织了一场预审会，将专人设计的市民届时可能提问的问题，一一和刘峙对了台词。

比如如果提问：

“你知道重庆大隧道到底闷死了多少人？”

为刘峙设计的回答是：

“大约八九百人。”

又比如如果提问：

“你对死伤者家属如何抚恤？”

为刘峙设计的回答是：

“要从重抚恤。抚恤金死亡者120元，重伤者80元，轻伤者40元，无家可归者50元。”

还比如如果提问：

“日机轰炸不止一天了，在闹市中心，人口多，只有这么一个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没有通风设备，这是管理不当！你这个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里，你想到百姓了吗？你要抵命的！”

为刘峙设计的回答是：

“我责任重大！正准备疏散人口到附近乡村去，可时间来不及了。”

最终，刘峙在公审大会上顺利过关。

而蒋介石最终做出的处罚是：

重庆防空司令刘峙、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三人革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警察局局长兼防护团团长唐毅记大过一次。

7月3日，吴铁城向蒋介石递交了关于这次惨案的《审查报告》，上面明确宣称：

“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者为151人。”

官方盖棺定论。

这场惨案的审查，就此收场。

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及家属向死难同胞献花。

【馒头说】

中国人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

如果要追“大隧道惨案”这笔债的源头，肯定是日本侵略者。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至1944年，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这种针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无耻至极。

但如果理清源头后，再往下捋一捋，当时重庆政府的“有关部门”，也绝非撇得清责任。

具体该负什么责任，大家在正文中其实也应该看得明白。

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重庆大轰炸”中国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188名中国原告败诉。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这笔帐，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要他们吸取历史教训，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

而对于我们自己”有关部门“的一些经验教训，覆车在前，是不需要”慢慢来“的。

”人祸“这种事情，越少越好。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重庆大隧道惨案始末》（张守广，《直面血与火——国际殖民主义教育文化论集》，2003年12月20日）

2、《抗战期间重庆大隧道惨案纪实》（孙晓鸥，《春秋》，1998年2月15日）

3、《重庆大隧道惨案史料一组》（王俊明，《民国档案》，1997年2月15日）

4、《亲历重庆大隧道惨案》（高键文，《世纪》，2005年10月15日）

5、《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刘占青，《文史春秋》，2017年5月10日）

6、《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辨析》（程雨辰，《民国档案》，1996年11月15日）